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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第1页）

二心集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①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②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XX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X，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③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④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⑤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⑥），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XX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XX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注解】

①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1930年2月以后）《“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②《答鲁迅先生》：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实秋在文中说：“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③《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1928年6月停刊。

④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它的发起人之一。

⑤《革命日报》：国民党内汪精卫改组派刊发的报纸，1929年底在上海创刊。

⑥“学匪”：1925年12月30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辱骂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鲁迅、马裕藻等人为“学匪”。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也对鲁迅等进行过类似攻击。

【精品赏析】

文章作于1930年4月19日，原刊于同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副题是“社会杂观之三一”。

1930年2月，《拓荒者》第二期刊载了冯乃超的《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文中对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驳，文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对此，梁实秋于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实际出版日期当在1930年2月以后）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进行辩驳一。

鲁迅则就梁实秋的辩驳发表了这篇文章进行更进一步的批驳，把梁实秋等人喻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针对梁实秋的“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的话，鲁迅巧妙地加上一个“丧家的”；对于梁实秋所说的“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的辩驳，鲁迅则川页水推舟地说：“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同时，鲁迅还指出梁实秋为献媚当局，竟不惜在文章中采用诬陷的手段：“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并暗示“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

文章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层层递进的证明和有理有据、一针见血的反驳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事物独特的判断能力。也正是因为这样，赋予了这篇文章强烈的战斗性和独特的讽刺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