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有教学成绩的压力,这跟职称、绩效挂钩;
家长更是望子成龙,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这种层层压力传导下,学生成了承受的终端。”
“我们教育局出台的‘减负’规定,到了学校层面,很容易被打折扣,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方说,不准周末补课,有的学校就改成‘集中自习’,或者找个外面的‘专家’来开‘讲座’。”
“规定作业不能太多,老师就布置‘弹性作业’、‘建议完成’,实际上学生不写就跟不上。”
“至于社团活动、图书馆建设这些‘软性’的东西,在升学压力面前,很容易被边缘化。”
沈立新的分析很到位,也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也是教育系统内部公认的难题。
听到沈立新的分析,郑仪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有说话。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短暂的沉默。
沈立新的分析,点出了问题的表象。
评价体系单一,升学压力层层传导,导致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都被绑在了高考这辆战车上。
这没错。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能看到这一层,并承认改革的艰难,已经算是有清醒的认识了。
但郑仪知道,问题的根源,比沈立新说的,还要更深,更……让人感到无力。
“立新,你说的这些,都对。”
“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
沈立新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郑仪。
“你说高考是指挥棒,没错。全社会都看重升学率,也没错。”
“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高考会成为唯一的、决定性的指挥棒?”
“为什么‘考一个好大学’这件事,对无数普通家庭来说,成了关乎命运、甚至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沈立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到郑仪的神情,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郑书记今天叫他来,不是想听他汇报工作,而是想跟他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
“高考,几乎是他们实现阶级跨越、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径。”
“读一个好大学,就意味着有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意味着有机会留在大城市,意味着有机会摆脱父母那一辈的活法,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这种希望,这种压力,这种孤注一掷的期盼,全都压在了这场考试上。”
“所以,他们能不拼命吗?能不全家老小一起卷吗?”
沈立新点了点头,这些他当然也明白。
“但是,”
郑仪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一丝冷意。
“有些人,并不希望有太多的人,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爬上来。”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