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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线木偶（第3页）

“抬起你的胳膊。”詹姆斯医生说。

“你知道的——我动不了，医生。”

内科医生迅速地走到厅门口，打开门，侧耳静听。安静如此。他不再绕弯子，直接走到保险箱前，查看起来。这是一种原始的构造和简单的设计样式的柜子，它所能防的最多只是家中手脚不干净的佣人而已。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个玩具——用草棍和硬纸板搭起的东西罢了。那钱似乎已经落入了他的掌心。只需两分钟他就可以用他的夹具把那把手抽出，在锁芯上打孔，然后就能打开箱门。也许，用另一种方法，他一分钟就可以打开它。

他跪在地板上，把耳朵贴靠在密码盘上，慢慢地转动把手。正如他所料，这锁只用一个“一日码”——一个号码锁上。他灵敏的耳朵听到锁芯被拨动时那轻微的咔嗒一声；他对上那个号码了，手柄转动了。他把保险箱门一把拉开。

保险箱里空空如也——在那空的铁方格子里面连一张小纸片也没有。

詹姆斯医生站起身来走回床前。

那濒死病人的眉毛上已形成一层厚厚的汗珠，但他的嘴唇和眼睛却显出一脸嘲讽和恐怖的狞笑。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吃力地说着，“医学和盗窃合二而一！你——靠这结合——能赚着钱吗——亲爱的医生？”

詹姆斯医生的高傲的人格从未经历过像眼前的情景所给予的更为严峻的考验。他被他的受害者那恶魔般的幽默拖进了一种既滑稽可笑又甚不安全的境地，只能尽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和清醒的头脑。他掏出手表来，等着这个人死去。

“你——对那钱——就是——稍微地——太——急了一点。可是那钱——从来就没有——被你偷走的——危险，亲爱的医生。他很安全。完全的安全。它们全部——都在——赌场经纪人——的手里。两万块——那是艾美的钱。我把它押在马赛上，全部——一分不剩地输进去了。我一直是个坏人，盗贼——对不起——医生，可我一直是个光明磊落的玩家。我想——在我所有的赌局里——我从没见到过——你这样一位——十足的恶棍，医生——对不起——盗贼。给一个受害人——对不起——病人倒一杯水，是不是——违反了你那行人的——行为准则，盗贼？”

詹姆斯医生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几乎无法咽下。那强力的药剂所带来的反应正以规则的，逐渐增强的力量袭来。但他那垂死的想象力却还必须再发出一次不堪入耳的嘲弄。

“赌徒——醉鬼——败家子——这些我都是，可是——你——一个医生盗贼？！”

对于对方尖酸的辱骂，内科医生只用一句话的回答来满足自己。他将身子俯得低低的，凝视钱德勒那迅速失神的目光，以一种极其严肃且充满深意的姿态指向那正在熟睡的女士房间的门，使得那个俯卧着的男人不得不用上自己仅剩的一点力气稍稍抬起头来向那边看去。

他什么也没能看见；但是他听到了医生那句冷酷的话——他今生所能听到的最后的一句话：

“我还从来没有——殴打过一个女人。”

要对这类人做出剖析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任何学术课程的知识范围可以将对他们的研究包含进去。他们属于那么一种人的分支，当人们说起这种人时就会说“他会做这种事”，或说“他会做那种事”。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留意到他们，并把他们那些露骨的行为相互转告，就像孩子们观看并谈论牵线木偶那样。

然而，考虑一下这两位的处境会是对自我中心主义者的一项离奇却有趣的研究——一位是谋杀者和强盗，高高站在他的受害人之上；另一位罪行更为不齿，尽管所犯的法不那么严重，却充满怨恨地躺在受到自己虐待、剥削和折磨的妻子的房子里；一个是老虎，另一个是豺狼——考虑一下两人各自都对对方的卑劣充满厌恶；各自都从自己明显的罪行的泥淖中挖掘着自己那纯洁无瑕的行为准则，如果不是荣誉准则的话。

詹姆斯医生最后那一句反唇相讥定是深深地刺痛了另一方仅存的羞耻心和男子气概，因为它完成了那“慈悲的最后一击”。他被羞得满脸通红——一种耻辱的死亡的玫瑰红色；呼吸停止了，钱德勒微微地战栗了一下，命赴黄泉。

他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那黑女仆就带着药回来了。詹姆斯医生一边用一只手轻轻地压揉着闭着的上眼皮，一边将那结果告诉了她。并非悲恸，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死亡的抽象的和睦关系和怜悯，使得她黯然神伤，感慨颇多，伴随而来的就是她的哀诉。

“这就对了！上帝终于管这事了。他是那罪人的裁判者，也是受苦人的靠山。他现在总算要帮我们的忙了。辛迪为这瓶药付出了最后一毛钱，却也用不上了。”

“你的意思是——，”詹姆斯医生问道，“钱德勒太太没有钱？”

“钱？先生，你知道艾美小姐为什么摔倒，为什么如此虚弱吗？是饥饿，先生。这栋房子里除了一点饼干碎片外已经没有任何能吃的东西了，都三天了。那个可怜的小天使几个月前就卖掉了她的戒指和手表。这幢漂亮的房子，先生，还有里面的红地毯、发亮的大桌子，全是租来的；那男人说这租金高得吓人。那个恶魔——对不起，上帝——他已经交给您来裁判了，如今——他抢走了一切。”

内科医生的沉默鼓励她继续讲下去。他从辛迪莫可名序的自言自语中弄清了这故事中一段挺长的历史，其中有错觉，有任性，有祸患，有凶残，也有自尊。从她叽里咕噜的语句所展示的模糊的全景图中清楚地显现出一些破碎的画面来——在遥远的南方的一个理想的家；一场很快就后悔了的婚姻；一个充满了委屈和残暴的令人痛苦的季节；最近，一笔继承来的本可用来解救苦难的钱；钱被那狼狗抢走并在两个月不露面的期间挥霍一空，然后在一场荒**无耻的闹宴后回到家中。在这整个故事模糊不清的经线中，有一条虽不引人注目，但却清晰地可见夹杂于每条线之间的纯白的细线——这位年老的黑女人那简单纯净、忍辱负重、高尚美丽的爱心，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她的女主人，克服一切磨难，陪伴她直至最后。

当她终于停下来时，医生开始说话，问她这栋房子里是否有威士忌酒或其他任何种类的酒精。有的，老妇人指给他，边柜里有那狼狗留下的半瓶白兰地。

“照我说的配制一杯棕榈酒，”詹姆斯医生说，“叫醒你的主人，给她喝下去，然后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

大约十分钟以后，老辛迪搀着钱德勒太太进到屋里来。由于睡眠和她刚刚喝过的兴奋剂，她看上去稍稍精神了一点。詹姆斯医生已经将**的那个躯体用床单盖上了。

那女士哀伤的眼光，和那半受惊吓的脸庞，还是向那床榻转过去了一次，然后向她忠实的保护者身上靠得更紧了。她的眼睛干干，神情明亮。悲伤似乎已对她无计可施了。泪水之泉已干涸；感觉本身也已麻木。’

詹姆斯医生站在桌子近旁，已将大衣穿在身上，手里拿着帽子和药箱。他的面容平静而冷漠——他的职业已使他对人类受难司空见惯。只有他那发出柔和目光的棕色眼睛才隐约地透露出一点职业性的同情。

他和蔼但简短地说道，由于时间已晚，外请援手，会十分困难，所以他会自己安排合适的人手过来，帮着处理后事。

“最后，还有一件事。”医生指着仍大开着的保险箱说道，“你丈夫，钱德勒太太，在最后时刻，知道自己快要走了，给了我那保险箱的密码，让我去打开那保险箱。如果您什么时候需要它的时候，记着它的号码是四十一。朝右边转几次；再向左边转一次；停在四十一上。他不希望我叫醒您，尽管他知道大限已近。”

“他说他在那个保险箱里放了一笔钱——并不多——是足够让您用来实现他临终的愿望。那请求就是希望您回到您的老家去。然后，待时过境迁，雨过天晴之时，原谅他对您犯下的诸多罪责。”

他指指桌子，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沓钞票和两摞金币。

“钱在那边——正如他说的那样——八百三十元。请允许我留下我的名片，或许今后有些事我还可以帮您。”

就是说，他还是想到了她——挂念着她——尽管如此地姗姗来迟！然而这一谎言仍是将她以为早泯灭殆尽了的似水柔情煽起了一点最后的火光。她大声哭叫着：“罗勃！罗勃！”她转过身去，扑在她真正的侍从随时为她准备好的胸膛上，洒下一捧解悲释怀的泪。也很可以这么想：从此以后，那谋杀凶犯的面具像一个小恒星一样闪耀在爱的坟墓之上，慰藉着她，获得自有其内在价值的宽恕，不管是否被祈求这样做。

她趴在那黑胸脯上，如同孩子一样，被那哼哼唧唧的轻吟和嗯嗯呜呜的安慰语所慰藉，所平静；她终于抬起头来——那医生也已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