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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的变迁（第1页）

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①。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②，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③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④，“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⑤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⑥，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⑦，《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⑧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注解】

①“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

②“儒者，柔也”：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③“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多为权贵豢养，其道德信条为“士为知已者死”。

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⑤“五侯”：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

⑥《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官员施仕纶任用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1838年印行。

⑦《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1891年印行。

⑧《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1910年出版。

【精品赏析】

文章作于1929年，具体日期不详，最初发表于1930年1月1日的上海《蓝牙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收入《三闲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上充斥着流氓类型的人物，他们在政坛上和文坛上依仗着反动势力恣肆横行，做着种种坑害人民、败坏社会风气的勾当。在文坛上就有在此文中被鲁迅提到的“才子+流氓”型的创造社成员张资平等人。他们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写作“三角恋爱小说”，在广大革命青年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直接点出了他所要批评对象的姓名，但并没有将这种批评简单化、直接化，而是通过历史分析的手法解析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流氓演变史，从文化上追根溯源，揭示其产生存在的社会条件，这就使得文章有着较深的批判力度。

鲁迅认为，流氓的演变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儒家和墨家，即所谓的“儒”和“侠”。但“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他们的“乱”和“犯”都不过是闹点小乱子，并不是从根本上对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颠覆，因此他们不具备革命性，而只具备了流氓的雏形。随之是侠的消隐和强盗的抬头。而这些强盗仍然是“侠之流”，即流氓雏形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而天是天子，所以“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因此他们“终于是奴才”了。满清入关后，统治者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于是这些强盗之流又继续堕落了，他们沦为了“保镳”，听命于“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因此“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最后再降下去，则发展成为真正的流氓——“十分安全的侠客”。他们以传统势力为靠山，对手是被反动势力压迫剥削的黎民百姓，于是他们“就在其间横行过去”。写到这里，鲁迅又继续向下推去，说出了比这种流氓还要卑劣的一类人，从而把矛头指向了所要批判的对象“‘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

鲁迅的这篇文章，从对历史的分析着手，以逻辑推理为手段，采用层层推进的方式，最后把要批判的对象指出来，有一种“水落石出”的效果。同时在行文中还让人领略到鲁迅先生在历史和文化问题上独到而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