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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王安石变法（第1页）

十三、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皇帝（赵顼）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措施。这些措施的颁布，主要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因此，王安石一派的变法活动又称为“熙宁新法”。

宋初年的皇帝，以晚唐、五代为鉴戒，力求革除其弊端。但在调整政治、经济、军事大政的同时，又留下许多隐患。为防止地方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等一方面加强禁军的建设，挑选各地武艺高强、体格骠悍的勇夫归并禁军。另外，以文官代替武官做州郡长官，还派使兵将经常流动。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状况。这种苦心经营的结果，虽然消灭了地方抗衡中央的现象，却使得军队数目剧增，并且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宋初政府大量吸收文人参政以扩大统治基础，方法是通过科举。宋朝科举职干名额大大超过唐朝。宋初保留了很多唐、五代的旧官位职称，同时，又增设了大批新的官职，使得官员名实不符，冗官冗员，尸位素餐。宋真宗（赵恒）澶渊之盟后，答应每年向辽国贡银、绢数十万两、匹。宋仁宗（赵祯）对辽贡物又有增加，同时，还向夏国“赐”银、绢、茶数十万两、匹、斤。内部供养大批军队和官员，外边受别国的经济掠夺，宋朝财政紧张。向人民摊加赋税，激起了多次农民起义。

面对矫枉过正的恶果，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主持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但以夭折告终。到神宗时，外部有辽、夏威胁，内部有冗官冗兵，财政紧张的窘境仍未好转。神宗决定改弦更张，开始物色能革除贫弱积弊、挽救危机的臣属。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当年即开始了其地方官生涯。地方生活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贫富过分悬殊的危害，产生了抑制兼并的思想。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下旬，宋政府任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他回到京城后，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力主变法。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只有两年多时间，又调为知制诰。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病逝，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服丧。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回京城。王安石与神宗富国强兵的构想不谋而合，加上当时朝臣的举荐，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事务。

王安石打着“法先王”的旗帜，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指导思想，开始变法。王安石在得不到元老旧臣支持的情形下，起用新人，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与吕惠卿、章惇，曾布共同商议变法。王安石与僚属们陆续推行了财政、民政、军政以及教育方面的改革。

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令东南诸路行均输法，其要点是：设发运使官，总理诸路的赋人，负责茶、盐等税目。发运使官有权周知各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节俭购物资财和运输费用。发运使还有权知道京城开封的库藏情况，对要供办的物品，可“从便变易蓄买”，存贮备用。朝廷拨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供周转之用。这就改变了此前供求关系严重脱节的状况，调节了物价，削弱了富商巨贾屯积居奇，控制市场的能力，借此保证京城官方的消费供应。

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神宗批准条例司制定的青苗法，命令先在部分地区实施，随后推行全国。青苗法的主要内容为：各路以一定的钱谷作本，每年在夏熟之前和秋熟之前的青黄不接之际，两次贷钱或借谷给民户。夏、秋熟之后，加息十分之二，随每年两税一块交齐。富户也必须借贷。借贷者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地主或富裕农民为“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贷钱数目由富到贫依次递减。如遇灾伤到五成以上的年景，可延期归还。青苗法旨在限制高利贷者的活动，减轻民户受富户高利盘剥之苦。同时也为朝廷开辟财源。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条例司颁布《农田利害条约》，规定由官府鼓励农户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法的实施，使许多水利工程得到修复，大批薄地变为良田。

变法不是在一帆风顺中进行的，随着上述三法的实施，王安石招致了反对派的围攻。御史刘琦，知谏院范纯仁以均输法与商贾争利为理由，主张废除此法。为抗议青苗法，重臣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苏轼等人指责青苗法取息过重，并说富人不愿借、贫人不易还青苗钱。针对众口所议，神宗和王安石于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下令放弃强迫富户借钱出息的做法，青苗法只剩下剥夺富户放债所得的部分利益。二月，旧相韩琦上书历陈青苗法的隐患，其中“若连年灾伤则官本渐失”的攻击使神宗动摇了，王安石被迫奏请罢职。神宗慎重思考后，仍决定倚重王发石继续变法，十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针对反对派“背儒崇法”的指责，王安石一方面解释儒家经典，援引为变法之据，同时公开推崇商鞅。王安石借反对派说自己“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批判言词，从正面阐述了“三不足”的思想的正确性。伴随着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反对派斗争的优势，王安石将变法推向了**。

免役法（募役法）；该法允许民户出钱雇役，改变了以前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差役法）。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颁免役法于全国。其要点有：各路、州、县依当地差役事务，自定费用数额，按户等征收，供当地募役之用。定额之外，另外收十分之二，称“免役宽剩钱”，备灾荒年份使用；原来轮充差役的农户出的钱，称为“免役钱”；原不服役的部分城户、享有特权的官户、寺观和农村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也要按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农村和城市一些特困户不交纳。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即官方设市易机构，出钱作本，收购市上滞销货物，等到畅销时，向商贾赊贷，取年息二分。市易机构还向商贾贷款，也取年息二分。商人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政府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又在其它重要城市设置市易务，而改京城市易务为都提举市易司，统领全国市易务。

方田均税法：颁行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即依据原来租税额，按土地多寡、肥瘠平均负担。规定由县官每年九月丈量一次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验地质定税额。查出了大户隐瞒不纳税的土地，避免了中下户卖掉土地仍复担税务的现象。此法也是先在一路试行，后又推广开去。

以上各法，王安石着眼于“富国”。同时，为“强兵”实施了如下各法。

将兵法：熙宁六年（1073年）和熙宁七年（1074年），神宗两次下诏，要求设置将领，训练整编后的军队。所选将、副将都是有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的人。起初，将专管练兵，后来可自己负责军政。改变了兵将不相识的旧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乡村民户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各一人。保长、保正由家财丰厚的地主担任。各户有两丁以上者，要抽一人作保丁，熙宁五年（1072年）又改为只有富户有资格作保丁。保丁要训练武艺，每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巡警。同保内若有人犯“盗窃、杀人、谋杀、放火”等案，知而不告，连坐治罪。保内如有“强盗”三人以上住三天，同保邻人虽不知情，也要治罪。此法先于开封府推行，后推广到全国。目的在于使保甲代替一部分军队，以及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封建统治。

保马法（保甲养马法）：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官方配给马匹。第二年，颁行保马法于京东等五路。规定保甲愿养马者，每户一匹，富户两匹，对养马户免除一定的税额。富户马死后，由其独自赔偿。贫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后由全社共同赔偿马价的半数。并限定各路养马不超过五千匹。所养之马可用来“袭逐盗贼”。此法变革了由牧监养马而费用巨大的状况，加强了保甲的武装力量。

军器监：熙宁六年（1073年），神宗采纳安石之子王雱的建议设置军器监，原由三司主管军器制造的权力移归军器监。生产所需材料的地方，建置都作院，由军器监统领。提高了所造军器的质量。

在推行“富国强兵”各项措施时，王安石又着手改革科举与教育，为深入变法“陶冶人才”。

改革科举：熙宁四年（1071年）开始改革科举，废死背经义注疏的明经科，另设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进士科分四场考时务策、论和经义，代替原来的诗赋考试。王安石目的是要改变士人虽博学强记而从政时“茫然不知其方”的弊端。

整顿学制：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改革学校制度。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经考试合格可升级。上舍生中考察为“卓然优异者”，不经科举可直接授官。太学设置直讲十员，二员共讲一经。把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撰注的《诗经》、《尚书》、《周礼》“三经新义”定为太学教科书。使太学变为培训改革人才的摇蓝。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城设立了武学、律学、医学等实用专科学校。于熙宁四年（1071年）至熙宁六年（1073年）间，改革充实了地方学校。

即使在王安石变法的**期间，反对派也从未停止过对新法的攻击。借着熙宁五年（1072年）山崩和熙宁七年（1074年）大旱等自然现象，神宗的曹太皇太后（仁宗之后）、高太后（英宗之后）和向后，还有保守派文彦博，司马光、冯京等围攻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变法派人物曾布等见风使舵，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迫于这种困境，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辞朝出知江宁府（今南京），第一次罢相。此后，韩绛与吕惠卿执政，两人在神宗支持下，流放了一些反变法官员。在韩绛的请求下，熙宁八年（1075处）年二月，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相位。但王安石仍处于被围攻之中。又由于内部一些矛盾，变法派韩绛、吕惠卿相继出朝为地方官。趁变法派内部不团结之机，反对派大举攻击王安石，而且神宗在许多方面下诏修改甚至破坏了新法。新法难以继续推行，熙宁九月（1076年），王安石连续上书请求罢官归田，获批准后回到江宁府，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