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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合作（第1页）

拒绝合作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一个人都应当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但任何人都不应当作为偶像受到崇拜。”

——爱因斯坦

“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

——苏格拉底

性格、气量以及个人修养上的原因是导致人们经常生气的主要因素，这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生气和思想观念无关。因为即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思想观念上再不一致，他也不会因刻意维持一致而做出恶意的攻击行为，无论如何，思想观念是个人看法的事，并不涉及人身利益，双方并无原则上的冲突。

可是，当一种坏思想侵蚀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和谐秩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坐视不顾了。爱因斯坦却是这为数不多的一位。尽管爱因斯坦沉迷于科学思索中，不问世事，但他的政治观念却非常鲜明，而且这种民主原则是不容侵犯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日子，这股恶浪浊流把科学梦想小屋内的爱因斯坦惊醒了，他对此十分义愤，他决定挺身而出，担当起一个人权斗士应有的责任。他参与的最有名的案件是弗劳恩拉斯事件。弗劳恩拉斯是纽约布鲁克林詹姆斯·麦迪逊中学的英语教员，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认为他是“不安全分子”，要他到委员会去作证。弗劳恩拉斯根据宪法的人权条例第五条，拒绝前往作证。结果被开除教员籍。他向爱因斯坦诉说了案情，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经过沉思后，给弗劳恩拉斯回了一封信，并授意可以发表它。他在其中说：“我国知识分子今天所面临的现状非常严重。反动的政治人物们利用外来危险为借口，已经向公众灌输了对知识探索的怀疑。在初步成功的基础上，他们现在又着手要镇压教学的自由，并要剥夺那些不愿俯首贴耳的人的工作职位。对这种丑恶行径，知识分子的少数派应如何对付呢?芽我认为只能采取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革命行动。凡被召至国会委员会作证的人应当拒绝作证，他应当做好坐牢和经济破产的准备，也就是为了我国的文化福利而牺牲自己的个人福利。”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华盛顿邮报》责问道：“如果人们都听从爱因斯坦博士的劝告，宁可坐牢而不愿作证，我们的代议制政体岂不要瘫痪吗?选”

对这一质疑，爱因斯坦决定给予坚决回击，他在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４日《纽约时报》上作答说：“在原则上讲，保卫宪法权利是人人一样的。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由于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产生特殊强烈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想误导我们接受威权政府的人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并要胁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就特别要尽他们的重要责任。对任何违犯宪法权利的图谋，我认为，拒绝合作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选择的斗争方式。这样的科学家理应值得我们终身纪念，正如周培源博士在纪念爱因斯坦的一次会上所说的：“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白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故意生气，以让世人明白我们的立场与需求。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愤怒的力量来源于人人兼有的道义，来源于普遍的不公，来源于为大众着想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