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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第1页）

第十二章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

朱陆异同，激辩几百年，问题又摆在了王阳明面前。

王阳明解释说，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陆九渊的“尊德性”岂能是空洞地去“尊”，不去做学问吗？反过来说，朱熹的“道问学”岂能是空洞地去做学问，与“尊德性”无关吗？

这样说，大家并不信服，学术问题已经升级为政治斗争。

王阳明必须选择站队……

一、京城讲学

正德五年（1510年）十一月，王阳明入京觐见。

王阳明暂居在大兴隆寺，位置在今房山区境内，在此等候皇帝授予新职。王阳明经过仕途上的颠沛流离，波折打击，学会了低调做人。然而，他想低调，偏偏有人不让他低调，或者说现在头顶光环身披传奇色彩的他，想低调很难。

王阳明回来的消息传遍了京城，前来拜会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一老友名叫储柴墟，他来看王阳明，还带来了一人，名叫黄绾。

黄绾，字总贤，成化十三年（1477年）生人，小王阳明五岁，祖籍福建莆田。黄绾大有来头，乃是唐代开国公黄岸后代。在明朝，祖上有点资本，仗着祖荫袭官，官至后军都督府都事，从七品，后拜于王阳明门下。

黄绾喜欢思索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想不明白就去看书，这种学习方法值得称道。黄绾为弄懂一些问题，曾拜于茶陵诗派重要作家谢铎门下，学习理学。他本人悟性极高，两三年工夫，老师已无可以教。黄绾自鸣得意，与人争辩，鲜有对手。

嘉靖初年，发生“大礼议”这一政治事件，黄绾参与其中。他被人家参了一本，说他积极怠工，政务喜恶断。黄绾一听火了，甩开膀子为己辩白，为证明自己对国家赤胆忠心，扬言自幼崇拜岳武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字样。嘉靖觉得黄绾挺有意思，命人查一下，结果他背上啥也没有，成为一时之笑谈。帝不悦，把黄绾调任到南直隶任京刑部员外郎。黄绾脾气一发作，直接辞职。

黄绾听说王阳明回到京城，有一套关于心学的学说，急忙去拜见。早年他听说过王阳明大名，京城讲理学著名的一是湛若水，二是王阳明。两人一见面，黄绾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孔孟之学的所感所悟讲给王阳明听。

王阳明听后很吃惊，赞道：“孔孟之学断绝久矣，你是从哪里学到的？”

黄绾谦虚地说：“略懂皮毛而已，实未用功。”

“人唯患无志，不患无功。”

王阳明说想起了湛若水，提议去拜访他。

次日，湛若水、王阳明、黄绾三人齐聚一堂，相互阐述各自的理论学说。其时，湛若水是唯一一位能与王阳明棋逢对手的理学名家，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即在应对事物时心应有感而发，从而体认到自己内心中正的本体，也就是天理。王阳明则主张“心即理”，用“知行合一”的格物功夫，去达到心之本体，便是致良知。黄绾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还没有形成具体的理论体系。在当时来看，湛若水与王阳明平分秋色，黄绾次之。从后世影响来看，王阳明当仁不让，乃是第一。

三人遂成了好朋友，日共勉之，各相砥砺。

在这种愉悦的精神氛围中，王阳明等来了朝廷的任命——十二月份朝廷擢其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官阶正六品。命运，有时候就这么有意思，在他二十八岁那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十年过去了，仕途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相比之下，还不如以前，因为在南直隶为官，不利于仕途发展。不过，此时的王阳明志不在此，传经布道才是他的主业。

在黄绾等学生的强烈要求下，王阳明没走——过完年再去上任也不迟。结果转过年来，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王阳明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工作地点在北京。此消息一出，学生们欢呼雀跃。如此一来，朝廷客观上为王阳明的心学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王阳明、湛若水、黄绾三人组成了“学术铁三角”，专心在京城大兴隆寺讲学。

前来求学者趋之若鹜。

例如广州府南海人方献夫，小王阳明十三岁，但时任吏部员外郎，官阶比王阳明还大一级，乃王阳明的同部门（吏部）上司。正德十五年（1520年）时，某日方献夫朝见皇帝。明武宗见他闷闷不乐，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方献夫回答说，臣在家衣食无忧，但恐后世子孙不思长进，破败家业，不能报效国家。所以，臣为此发愁。明武宗问那怎么办？方献夫说恳请皇帝能给方家下一道御诏，方家祖业永不典卖，违者斩立决。明武宗当即御笔下诏。这一做法，令方家后人恪守祖训，引为美谈。嘉靖十一年（1532年），方献夫曾任内阁首辅，任期八个月。此外，名震广东的小吃西樵大饼就是方献夫发明的。

就是这位方献夫，常与王阳明谈论学问，因而从王阳明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于是，吏部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早上王阳明点卯，见到方员外郎问安请示，礼仪结束后，方献夫再给王阳明行师生礼。

有学问的人，必会赢得尊重。这一时期，拜于王阳明门下的诸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主要有黄绾、顾应祥、陈鼎、万潮、萧鸣凤（疑似《金瓶梅》作者）、梁谷、穆孔晖、魏廷霖、林达、薛侃、季本（徐渭的老师）、应良及后来的王艮、聂豹（徐阶的老师）等，不计其数，皆一时名士。

然而人多了，自然就会有争论。正在王阳明如火如荼地讲学时，座下的两位学生王舆庵和徐成之掐了起来。

他们争论的内容是士大夫争论了几百年的内容——朱陆之辩。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些理学内容，以便于更清晰地认识朱熹与陆九渊的区别。

二、道统道学与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自诞生以来，经过千年沉浮及佛老冲击，在唐代时期处在没落之边缘。这便引起了儒家士人深深的忧虑，韩愈振聋发聩，力排佛老，他的态度是“焚其书，庐其居，人其人”。在韩愈的提倡下，传至北宋产生新儒学，也就是理学。所以，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成果丰硕的文化思想运动。

韩愈为强调儒家正统与佛教、道家的区别，提出了“道统”说。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愈提出“道”的概念，用来区别于佛家和道家。儒家思想的脉络上接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传及孔子，独立形成儒家学派，后传至子思、孟子，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以道统也就是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道统”作为专有名词，由朱熹首次提出。他说：“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朱熹以“道统”专指上古三代（夏商周），而以“道学”专指自孔子至宋代的传统儒学。可以看出，朱熹将儒家思想分割成了两部分。

这里引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儒家借而用之，两宋以降儒道释三教合流，相互诘难，相互吸收，儒家思想中有大量佛老词汇，用以阐述儒家思想。朱熹认为在上古三代“内圣外王”是合一的，只是有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内圣外王”逐渐有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内圣”即是修身养性，强调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即是明达体用，强调实际的政治理想。

“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

儒家思想发展的到宋代，形成了新儒学，也就是宋理学。提出了“理、气、心、性”等形而上的概念，统称为“道德性命”（由王安石提出），属于“内圣”的范围，逐渐形成的修为层次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外王”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