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奇小说网

第一章（第3页）

谈判组打通刘福田的电话，通知了这个消息。简短的通话中警方证实，刘福田是从室内的一份报纸上看到“新闻热线”的电话号码才拨打的电话，他与记者并不认识。

指挥部迅速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安排一名优秀防暴队员，以记者身份和刘福田接触，争取能够进入现场，择机将对方控制住，救出人质。

假记者用另一部手机和刘福田两次通话，一次用了5分钟，一次3分钟。他认真听了刘福田絮叨的诉说，表示他愿意和刘福田恳谈。

然而，刘福田断然拒绝与记者见面，他叫记者前来完全是出于另外的目的：他想制造新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很可能已经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围绕着“记者”和刘福田对话，警方还制定了一个辅助性方案——在对话时力争把刘福田引到靠近后窗的第三个房间，使其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由事先隐藏在附近的狙击手将其击毙。

刘福田此时已相当警觉，他躲在第二个房间门内和“记者”对话，始终没走进第三个房间。

拖延时间、保留嫌疑人的某种愿望，已成为警方控制室内局势的最后一张牌。黄亚波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说，犯罪嫌疑人的每一个要求，都有其可利用的价值，都应经过反复谈判，讨价还价，不应使其要求轻易得到。要让他感到，他经过了反复努力，警方才网开一面。

与“记者”通话，我们答应得太轻易了，这一条件，我方使用得并不充分。

对方已不再向警方提任何要求，这是很可怕的。刘福田在长时间的消磨战中已显得没有了耐性。

智取的机会越来越少，强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关键仍是破门所需要的三分钟。我们在这三分钟中如何控制住绑架者，使他无力或无法伤害人质的生命。

警方制定了三条辅助方案。

第一条：麻痹犯罪嫌疑人，从后窗窗口送进食物和饮料，诱使其拿取。在犯罪嫌疑人到窗口拿取食物时，使用狙击手将其击毙。

第二条：在强力破门前，使用防暴枪，内装催泪弹、能动弹，打入中间的第二个房间。使其瞬间丧失攻击能力，同时使用高压水枪将犯罪嫌疑人控制住。

第三条，利用乔海燕亲友和乔海燕通话的机会，授意她择机迅速和犯罪嫌疑人拉开距离，跑到第三间房屋警方视野内的安全位置，以便警方有效地实施第一条和第二条辅助方案。

然而，当乔海燕的哥哥和她打通电话，授意乔海燕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武装解救时，乔海燕回答说：她办不到。此时她说话已十分虚弱，精神几乎崩溃。

这都说明乔海燕在室内的处境已经相当危急。

18时05分，刘福田提出要求，要和原籍的家人通话。黄亚波已感到情况不妙。指挥部答应了他的要求。在指挥部安排下，刘福田于下午18点10分左右，和他的母亲、哥哥、姐夫及其原籍派出所民警通了近30分钟话。

18点40，刘福田主动把店门打开，向警方投降。

当乌鲁木齐的警察进入室内时，发现乔海燕已被掐死在第二间房屋内，死亡时间是下午18时。解救人质的工作最终以失败告终。

应该说，黄亚波和他的同事们为解救人质全力以赴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从人质的安全出发，开动脑筋，人人都在寻找着“最佳方案”。然而当刘福田出现在美发店门口时，黄亚波已经意识到，他失败了。那一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参与解救工作的近百名警察也都阴沉下脸，当时的现实情形简直叫人不堪忍受。那天是星期一，黄亚波称之为黑色星期一。当时的心境，他至今记忆犹新。

客观地说，6·10绑架案本身是复杂的，现场处置难度很大。但依然有着许多可以汲取的教训。他布置有关人员，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他认为，首先，对案件的危机类型的认定，在指挥员和参战民警的脑子里并不清晰。这造成了决断时的犹豫，以至一再贻误战机。国际上把犯罪嫌疑人公然绑架人质与警方对峙的局面称为人质危机，并根据绑架人质的动机，分为两大类。一是人质型。犯罪嫌疑人劫持人质的目的并不是伤害人质，而是把人质作为一种凭借，以满足其勒索、逃跑、或其他目的。二是非人质型。人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质，而是受害人。其矛盾在绑架者和人质之间展开，绑架者并无对第三方和警方有实质性的要求。非人质型人质危机，绑架者杀害人质后自杀的概率极高。

6·10案件是典型的非人质型绑架案。犯罪嫌疑人刘福田曾在家乡杀害了妻子，在感情上受过挫折，案发前再次与受害人乔海燕为感情问题发生过激烈争吵，二人关系破裂，刘福田绝望。刘福田被捕后交代：“在家里我杀了老婆，本来想在新疆隐姓埋名，和乔海燕好好恋爱、过日子。没想到她也让我伤透了心。我得不到她，别人也别想得到她。反正我已经杀了人，我活不了，她也别想活。我下定了杀死她的决心，我决不能让她活着……”

非人质型人质危机因犯罪嫌疑人缺乏理性，对人质的生命有现实的威胁。而警方的谈判余地非常小，通过谈判使其放弃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也非常小。黄亚波认为，处置此类案件，在保证人质安全的原则下，应果断采取武力解救的方式。而6·10案件在处置过程中，因对和平解决所抱的希望过大，拖延的时间过长，迟迟未下武力解救的决心，采取的措施不坚决不果断，这是导致解救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次，谈判。

谈判在这类案件中有两个功能，一是可以达到侦察的目的，二是可以成为武力解救的一种辅助手段。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都应该让他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得到，并要求他给警方以回报。比如，在刘福田要求乔海燕的哥哥为骂过他向他道歉时，警方仅考虑到为缓和紧张局面，很快就答应了对方，致使警方低效地丧失了一件工具。他要求记者来现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本来可以起到使对方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不会很快危机人质安全的作用，并可以用于条件交换达到警方的目的——但这些条件，都被轻易放过了。

黄亚波就这一案件，总结了组织指挥上，经验上，专业队伍建设上和现代化技术手段使用上所存在的问题，六易其稿写成文章发表在警察杂志上。而黄局长说起当时的心情，现在仍显沉痛。

“飘逸”美发店解救人质案于6月10日当天下午18点40分，以绑架者刘福田打开美发店的铁栅栏门向警察投降而结束，众警察进入中心现场时发现人质已经死亡。现场勘查工作一直延续到晚上。此时黄亚波和他的战友们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

同是这天晚上——6月10日晚上20点30分，黄亚波刚刚返回市局办公室，苏彦冰、薛鹏等人还在回支队的路上，他们先后接到指挥中心的通知，乌鲁木齐市固原三巷发生了另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枪声惊动了这些疲惫的人们，他们不得不重新披挂，赶往新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