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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3页）

这个城市是米哈伊尔出生的地方，但他已经快三年没回来了。城市的样子跟他走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变好了，也不是变坏了，是变了。有些楼房还在，有些已经没了。街道的名字换了一些，他小时候走惯了的路，现在走上去有点陌生，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自己的手，认得出是手，但看不清指纹。

他从火车站走出来，站在广场上，抬头看了看天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天空跟萨拉托夫的不一样，跟基辅的也不一样——不是颜色不一样，是高度不一样。他感觉这里的天空更低一些，离头顶更近一些，好像伸手就能够到，但伸手了才知道还是够不到。

广场上有很多人，也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孩子——衣衫褴褛的、瘦骨嶙峋的、眼睛大大的、没有说话对象的。一个比他还瘦的男孩蹲在广场的旗杆下面，手里拿着一块面包，面前蹲着一只狗，人和狗在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先动。米哈伊尔从他们旁边走过，脚步没有停。

他沿着记忆中的路往前走。社会主义大街。他找到了这条路，路牌上的字还在，只不过牌子上多了几个弹孔。街上的房子有的塌了，有的还站着。十七号楼还在，二楼的窗户还在，窗框歪了，玻璃破了，用一块木板钉住了。

米哈伊尔站在楼下，抬头看着那个窗口。房间里没有灯光，窗帘也没有，只有那块钉在外面的木板，像一个被缝上了的眼睛。他不知道现在住在那里的是谁，也许谁也不是，也许已经被炸毁了，里面没有人，只有灰烬和碎玻璃。他没有上去。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没有地方住，他就回到了火车站。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成了他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家”。说“家”不太准确，家是有屋顶的，有墙的，有门的，能挡风的。火车站的候车室有屋顶，但屋顶有个洞，雪能从那个洞里飘进来。候车室有墙，但墙上的裂缝多得数不清，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门是没有的——不是被人拆走了，就是被炸飞了，只剩下门框，像一个张着嘴的人在打哈欠。

但候车室有一样好处：人多。人多就有热量，有食物残渣，有被遗忘的东西。人多就意味着你不太可能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掉。死在人堆里至少会被人发现，被人抬走，被人埋在某个地方。米哈伊尔不介意死在哪儿，但他介意不被发现。

他开始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附近“工作”。说“工作”也不太准确，工作是有工钱、有休息、有假期的。他没有这些。他做的事情就是活下去需要做的任何事——帮人搬东西赚一口吃的，替人排队买面包赚半个黑面包，在市场上帮小贩看摊子赚一碗热汤。他什么活都干，只要给吃的或者给钱。

他学会了看人。

这点很重要。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混，如果不会看人，你活不过第一个冬天。看人不是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坏人在这种地方不存在。看人是看“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口袋里有没有吃的，他会不会因为你看错了他的心情而揍你一顿”。

米哈伊尔在这方面进步很快。他能在一个人走进候车室的前五秒钟内判断出这个人值不值得接近。步伐快了不值得——快说明有急事，没空搭理你。步伐慢也不值得——慢说明不着急，但不着急的人往往也不饿，身上不一定带着吃的。中间的那种步伐，不快不慢，眼睛左右看，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这种人是好的。他们需要帮忙，而且力气快用完了，看见一个愿意帮忙的孩子会松一口气。

他开始跟火车站的其他孩子打交道。不是交朋友，是“打交道”——知道谁是谁，谁的“地盘”在哪里，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地方不能去。这跟交朋友是两回事。交朋友要说话，要分享，要在对方饿的时候分一半面包给他。他做过一次，把一半面包分给了一个比他小两岁的男孩，那个男孩吃完以后连谢谢都没说，第二天就把他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别人。

他不怪那个男孩。在这种地方，谢谢是需要学习的奢侈品，很多人没学过。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四年时间。四年的火车站生活把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磨成了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他的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二，但体重只有五十二公斤，瘦得像一根铁丝。他的脸型从圆变成了长，颧骨从平变成了凸，嘴唇薄薄的，常抿着，像一条缝。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经常放空，看什么东西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看。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细软，不怎么打理，长了就用剪刀自己绞一绞，绞得像狗啃的。

他学会了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睡觉的诀窍：找一个背风的三面墙，用纸板或破布垫在身下隔开地面的寒气，把身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最外面裹一块帆布（他从货运车厢里顺来的），鞋子脱下来塞在怀里，不然第二天早上会冻硬了穿不上。他把身体缩成最小的一团，像一只冬眠的刺猬，热量散得慢一些。

他学会了在白天保持不动。不动就不消耗热量，不消耗热量就不容易饿。他可以在一个地方坐一整个下午，不动，不说话，不看任何人，像一块石头。有人从他面前走过去，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这正是他想要的。

他学会了吃任何能吃的东西。黑面包是主食，但黑面包不是每天都有的。没有黑面包的时候，他吃土豆皮、白菜根、发霉的面包屑、被人扔掉的水果核。有一次他在市场旁边的垃圾堆里捡到半罐炼乳，罐头已经生锈了，盖子翘起来，里面的炼乳变成了深褐色，有一股铁锈味。他用手指挖出来吃掉，吃完了拉了三天肚子，但那三天里他的嘴巴里一直是甜的。

一九四七年冬天，他十七岁，去了列宁格勒。

去列宁格勒的原因很简单：他听说那里的工厂招学徒，管一顿午饭。他需要一顿午饭。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就是一顿午饭。他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坐货运火车往北走了五天五夜，身上裹着一条从军需仓库顺来的旧军毯，脚上穿着一双他妈留下来的女式毡靴，大了一号，走起路来踢踢踏踏的。

他在列宁格勒的铸造厂大街上看到了一具冻僵的尸体。一个叫瓦西里·彼得罗夫的少年，十五六岁，被人发现的时候蜷缩在垃圾堆旁边，脸埋在胳膊里，身上穿着一件军大衣。一个路过的中士认出了他，说他是“在火车站那片混的”。中士用靴尖捅了捅尸体，说了一句让米哈伊尔记住很久的话——“他最后几年干的事，连狗都不睡。”

米哈伊尔没有问那是什么事。他用脚趾头想也能猜到。在火车站混的人，最后几年能干的事就那么几种，每一种都会让人在死后被叫做“连狗都不睡”。他不觉得瓦西里比自己低贱，也不觉得比自己高贵。瓦西里只是选择了一条路，他选择了另一条。两条路都在火车站拐弯，一条拐进了垃圾堆，一条拐进了兵役委员会的大门。

他在列宁格勒待了不到两天，就坐上了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工厂学徒的事他没去问，因为他在铸造厂大街上想明白了一件事：列宁格勒太冷了，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冷得多。在一个更冷的地方为了一顿午饭重新开始，不值得。他宁愿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回到他知道哪个墙角能挡风的那个火车站，继续他熟悉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春天，他收到了兵役委员会的通知。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十八岁，体检合格，准予入伍。

他接过那张纸的时候，手指没有抖。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合格”两个字写在纸上，不代表他身体真的合格——他的左肺上叶有杂音，一个老军医在体检卡上写了“建议缓征”。但胖中校在那一栏写了“合格”。胖中校没有听过他的肺，胖中校翻了他的档案，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停了那么一会儿，然后写下了那两个字。

米哈伊尔知道那停的一会儿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犹豫，是确认。确认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被送走。有。父亲被枪决的人，没有资格缓征。缓征是为有必要的人准备的，而有父亲在党的人才有必要。他这种人，早走早好。

他把入伍通知折了两折，塞进裤兜里。裤兜里现在只有那张纸和三戈比硬币。蓝色的糖纸早就磨没了，上面的图案一点也看不见了，变成了一张无色透明的薄膜，一捏就碎。

他走到市场旁边的铁路桥下面，用最后几个戈比买了一块黑面包。坐在桥墩下面吃，吃得很慢，用牙一点点地啃，在嘴里含软了再咽。头顶上的货运列车开过去，轰轰隆隆的，灰尘从桥底落下来，落在面包上。他没有拍掉，一起吃了。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他七岁的时候在走廊里玩煤渣，他爸把他从地上拎起来，说他“把衬衫弄脏了”。想起他妈在医院里叫了一个不存在的名字。想起萨拉托夫的雪，基辅的站台，列宁格勒的垃圾堆，那只黄白花的猫，科里亚爷爷生炉子的手势，谢尔盖折的纸船，娜斯佳递给他的半个鸡蛋。

他把最后一口面包咽下去，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明天早上六点，兵役委员会门口集合。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张入伍通知。纸是硬的，边角有点扎手。他攥着那张纸站在铁路桥下面，看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灰蒙蒙的天空，做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决定——不管被分到哪里，不管被要求做什么，他只要做到不被注意、不被处罚、不被调动、正常退役就够了。他要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待在自己的孔里，不松不紧，不声不响，等到时间到了，再被拧出来。

他不会像瓦西里那样死在垃圾堆旁边，也不会像他妈那样死在病床上叫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名字。他会好好地活着，不惊动任何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操心。

这不是一个梦想，这是一个计划。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转身走向社会主义大街的暮色。明天的事，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