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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的童年故事始于1851年秋的蒂弗里斯，止于1852年7月2日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颇为奇怪的是，在那使之心动不已的自然气氛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危机四伏的战争中，一心想再进驻一个富于特色和**的全新领域的托尔斯泰，在这第一部作品里，开始回忆过往的种种。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病着，军队事务突然停下来了；在长期悠闲生活中，孤独而痛苦的他，深深陷入伤感之中，往事便不由得浮现在了眼前。颓废疲惫不堪的生活过后，能重温童年那“美好的、天真的、诗情画意的和快乐的美好时光”，重塑一颗“善良的、多情的，会爱的童心”，他觉得异常甜蜜。总之，托尔斯泰这时怀揣青春热情踌躇满志，怀着循环式的诗情想像的特点（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他的那些大部头只是他从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的一部分，历史长链中的一截儿），把他的《童年时代》只看作他的《人生四部曲》的首起而已，它本该包括进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并且无疑应以通过大自然获得的上帝的启示为终结的。

后来，托尔斯泰对这部助其成名的《童年时代》的评价的十分严厉。

他对比鲁科夫先生说道：“它太差了，太虚伪不实了!……简直一无是处。”

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原书稿没署名便寄给了有名的《现代人》杂志，立即被发表了（1852年9月6日），并深受好评，欧洲的所有读者都表示认同。但虽然文笔细腻而且富有诗般的迷人魅力感情处理也极其巧妙，我们还是明白它为什么后来为托尔斯泰所不悦。

它使他不悦的原因正好与它使其他人喜爱的原因相同。必须指出的是，除了个别地方人物的记述和极少的篇幅中有着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现实意味而外，托尔斯泰极少将个人的情感夹杂其间。书中漂**着微微的感伤，这正是托尔斯泰所一直反感的，也是他在其它的小说中所丢却的。那种幽默和那些眼泪，我们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它们出于狄更斯的笔下。他在其《日记》中指出，在他14岁到81岁之间众多喜爱的作品中，他更偏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影响巨大”。他在高加索时重读了这部著作。

他还指出了另外两位对他颇有影响的作家：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道：“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启发。”

没有人能想到《日内瓦短篇》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模板呢?但是，一旦晓得，就能在《童年时代》的叙述中重新找见秉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滑的纯朴，它已经转移到更贵族般的个性中去了。

因而托尔斯泰在一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确定。不再是《童年时代》纯粹而完美的《少年时代》（1853年），显示出一种更崭新层面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更加浓烈的情感有着一颗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感忧虑的倍受煎熬的思想。在《一位绅士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形成了他特别的性格，对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崇信美好的爱。从他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有对农民有精彩的描写，人们已经发现《民间故事》中最具代表性描写的雏形：那位养蜂老人（《两位老人》，1885年）比较典型。在那棵桦树下有个个子不高的老人正双手张开着，眼望上方，光头在太阳下显得十分光亮，在他的周围，金色的蜜蜂飞舞，并不螫他，在他头顶盘旋成一个王冠形状……

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直接反映了他的一股**，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入侵》（1852年12月24日完稿）中的景色之壮美令人疑为仙境：一条河边，群山中的日出；用较多的笔墨描绘出的声和影的绝妙篇章；当远处积雪山峰慢慢隐于紫色雾气中时，夜归的士兵唱出的美丽歌声在清纯的空气中飘**的美景。《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位典型人物已在其中小试生活了：赫洛波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并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是“那些朴素的、平静的、使人一目了然而惬意的面孔之一”。他笨拙，头脑不灵光，有些傻里傻气，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战争使其他所有的人全改变了，惟独他仍然我行我素；“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同样平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的同样纯朴表情”。而和他在一起的那位中尉在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公，心地很好，但却装出一副蛮横粗暴的嘴脸。而那个可怜兮兮的矮个儿少尉，第一次上战场，兴奋异常，既可爱又可笑，见到谁都想扑上去拥抱一下，最后却被无辜的杀害了，如彼加·罗斯托夫。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影子，他在观察着，但并未参与其中去；我们能听到来自他的反对战争的声音：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在这片广袤星空下，人们难道不能舒适的活着吗?他们在这里为什么要存有对同类的愤努，甚至凶狠的复仇心呢?人类心中所有恶的东西都应该融入与大自然交流中，这是善与恶的最直接的表现。”（《入侵》，全集第三卷）

这一时期他通过细心观察写就的其它高加索纪事后来在1854年到1855年又进行了加工整理，如《伐木》，系一种准确的写实，有点冷峻，但却充满了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描写——是为了未来的一些描写；——1856年，完成了《在小分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一个不得志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是一个**的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他更不会想到会被杀死，同被他蔑视的士兵一样死的可怜，他比士兵们中最差劲儿的还要差不知多少倍。

在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群山环绕下最为险峻的一座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对青春的赞美之歌，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晴空万里白雪皑皑的群山蜿蜒巍峨，那如诗如歌的壮美弥漫在全部篇章之中。在这部小说中天才之花的绽放使其处于翘首之位，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这是青春的强大威力，是天才绝笔之作。”多么雄伟的春之泉!爱情在狂涌!

“我在爱，我深深地在爱!……勇士们!善良的人们!……”他反复地说着，而且很想痛哭。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着谁呀?他也不明了。（《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这种心灵在自由驰骋。主人公奥列宁如同托尔斯泰一样，重回高加索，试图重拾往日的冒险生活；他喜欢上了一位哥萨克年轻女子，并在相互矛盾的思想里挣扎。他时而在想，“幸福就是为他人而活着，就是牺牲自我”，时而又想，“牺牲自己那该多么的傻”；于是，他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同样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就是为了人类快乐。没有什么是十恶不赦的，那是在拯救灵魂”。那他还需要想什么呢?只要活着就已经足够了。生命是整个的美，整个的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命就是上帝。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在一点点的消融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到处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野兽和飞鸟，成群的飞虫，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浊流在叶下淙淙流淌”，这里离敌人埋伏点不远，他“突然感到一种毫无道理的幸福，他按照儿时的习惯，画着十字，心里感谢某个人”。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似的满意地说，他独自一人迷失在这吸引他的森林中，到处隐藏着的一些看不见的生物此刻正在等待着他的死，那无数的小虫在他身边嗡嗡作响：

“过来呀，过来，伙伴们!那就是我们要螫的目标!”

他显然很清楚，在这里他不再是个俄罗斯绅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座上宾，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就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雄鹿，和他身边、游**着的那些卑微生物没什么两样。

“我将像它们一样生活，一样死亡。而青草将在我的身体上滋生……”

他的心里满怀喜悦。

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热衷于人生的力和爱。他亲近大自然，与之融合。在大自然中，他喧泄，他漠然，他激发他的忧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从未损害他目光的敏锐。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在其它作品中则是不曾见过的。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是该作品的灵魂，也将是托尔斯泰人生哲学思考中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也是他的信条。这种对立已经让他有意识的在《克勒策奏鸣曲》中使用某些严酷的语调，用以批判人间的喜剧。不过，他也真实地面对他深爱的人们；大自然的生物、那位年轻貌美的哥萨克女子和的朋友们，他都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的自私、贪婪、欺诈、恶习。

高加索让托尔斯泰更体悟到他生命中的宗教根源。人们没有深刻地领悟这种真理精神的初始源头。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他青年时代的密友、他年轻的姑妈亚历桑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为他死守秘密才愿意告诉他。在1859年5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了他的“信仰声明”，他写道：

“小时候，我想得很少，只凭单纯的热情略带伤感的信仰。十四岁光景，我开始思索未来；因为宗教与我的理论相排斥了，我以与宗教作对为乐……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分门别类的；可是对于宗教，却没有留下任何机会……后来，人生不再赋予我任何秘密的时刻到来了，同时，它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那时候——那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而可怜的。我付出了我精神的全部力量，如同这一生只能做这一件事一样……这是殉道和至福的时期。这是唯一一次，我达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我也是这两年才如此深透的想明白。我那时所发现的所有一切都化为了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续不断的灵智活动中，我发现了一条简单的、悠久的真理，不过是只有我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有一种不朽的爱，人为别人而活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这些发现令我如此讶异，因为它们如此神似于基督教；于是，我不再追根究底了，开始在《福音书》中去寻觅。但我却找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我既没找到上帝，也没找到救世主，更没找到圣事，什么都没找到……但我仍激起我全部的灵魂之力去找呀找呀找呀，我痛哭，我折磨自己，只为寻找得到真理……这样一来，我只有同我的宗教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