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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倡导井田斥责白圭（第3页）

这是连三岁孩子也辨得清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女娲既能炼石补天，自然能够锔盆补缸；羿既然能援弓射九日，自然能够射猎飞禽走兽。不过，杀鸡焉用牛刀，孟子不再引经据典，单刀直入地说：“物之品种质量不一，系自然现象。其价或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万倍。欲不分粗精优劣，使其价格完全一致，岂不是在扰乱天下!倘如许行所言，真伪同价，优劣同价，美羞同价，世间岂不就要一律为恶，哪里还会再有真善美!从许行之遭，相率而为伪者，岂能治国!”……

陈相再次目瞪口呆，几乎瘫坐于地。

这场辩论看来是孟子在驳斥陈相，实际是在驳斥许行，陈相不过是鴂鸟学舌而已。

陈相丢盔弃甲而回，许行能够善罢甘休吗?

许行倒是颇有些自知之明，听取了陈相的汇报之后，虽说心中不悦，但却偃旗息鼓，不再主动出击。

滕文公终究是个竖不起来的灌肠，加以官僚贵族们的嫉恨反对，孟子师徒便不得不离开滕国到大梁去了。

虽说孟子的仁政主张再次失败，但滕文公待孟子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君，所以当三年后离滕时，孟子师徒的声势、气派和阵容已经大为改观，正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耀眼生辉，令人目眩。

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可是如今的孟子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孟子这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是在布满荆棘的崎岖山路上攀登，是在艰难与困苦中挣扎，每前进一步，身后都留下了斑斑汗滴，殷殷血迹。然而他却依然年轻，大约关注民生，为理想和事业执著追求者，青春永驻，永不衰老。不过，坎坷与磨难，挫折与失败，心皱多于面皱的古稀年龄，使他变得更冷静更实际了，虽然对理想的追求依然矢志不渝，孜孜不倦，丝毫也未降低标准，但已经不再孩子似的天真烂漫，把理想当现实了。一路之上，他无心凭轩眺望，欣赏春回大地的美景，脑海里一直跳**着魏国的现实，梁惠王的为人，特别是梁惠王对商鞅的态度，欲从中推导出赴魏后的前景与命运。

魏、赵、韩三国祖先魏桓子、赵襄子、韩康子原为晋国重臣，三人联合叛晋，分其地而据以称强。魏文侯为战国名君，系孔子名弟子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仁学的熏陶。魏文侯还受教于田子方与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结为挚友。在政治上，他起用了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文明强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继位，在文化成就上比不上他的父亲，武功却远在其父之上。他起用名将吴起，与韩、赵共灭其宗主国晋，三分其地。

梁惠王远不如他的父辈与祖辈，所处的时代也更复杂更困难了，但在用庞涓之前，也曾有过赫赫战功，打败过韩、赵、宋，威胁鲁、卫、宋、郑等国来朝，与之建交，并曾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自从用庞涓为亲信大将后，对外用兵屡屡败北，丧权失地，长子被俘，故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旨在振兴魏国，称霸诸侯。

商鞅，卫国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或卫鞅。因其为庶子，在家族中无地位，不被尊敬和重视。

商鞅从小就爱法家刑名之学，因在其本国不得志，便来到魏国，做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cuó）之门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还未来得及向梁惠王推荐，自己便病人膏盲。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问道：假若你的病好不了，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些什么话要吩咐呢?公叔痤说，我的客，有一个卫国流亡青年公孙鞅，虽然年纪还轻，却是一个奇才，希望你能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待梁惠王欲离去，公叔痤屏退众人，说道：“倘陛下不能纳臣之谏，便结果其性命，千万莫让其出魏境。”

梁惠王走后，公叔痤唤公孙鞅来至病榻前，告诉他说；“方才惠王来探病，要我荐举死后辅国人才，我荐举了先生，他不肯接受。吾之立场先公而后私，先贡献于国，乃事君之道；再言于先生，系尽人臣之道后讲你我间的交友之道。”公叔痤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告诉公孙鞅，他的心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所以后来对惠王说，如果不能重用，便要杀掉。他似乎同意了这个意见。公叔痤要公孙鞅赶紧设法逃走，迟了就要丧命。公孙鞅并不以为然，梁惠王既然不把他当成一个奇才，不肯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害他，所以暂且留在魏国不走。

梁惠王从公叔痤家出来，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真乃病昏了头脑，竟让我将国家大事交与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岂不荒唐之至!”

后来公孙鞅投奔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强国，富国强兵。过了两三年以后，公孙鞅又说服了秦孝公，出兵攻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公子卯，打了胜仗，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才迫使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未听信公叔痤的话。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所以后来通称之为商鞅。

再过十年以后，秦孝公死了，其子秦惠王继位，商鞅失去了依靠，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因有造反叛变的嫌疑，商鞅曾逃亡魏国，但魏拒而不纳，走投无路，被秦追捕回去，五牛分尸于成阳。

当年梁惠王是这样的对待公孙鞅，如今会怎样对待孟子的到来及孟子的仁政学说呢?或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江山易改，秉性难易，生姜断不了辣气，或者因受到公孙鞅这件事的刺激，目前的局势又迫使他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其父祖的光辉业绩，甚至进而窥图霸业，统一天下。

尽管孟子的思想、政见、学说与公孙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但考察梁惠王如何对待人才，却有共通之处。

事实证明，孟子并非多虑，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冷漠，若即若离，不郊迎，不宴请，不主动请教，孟子是通过关系才见到了梁惠王，而且第一次会见便不十分愉快。

孟子是在魏国的朝廷之上拜见梁惠王的，当时梁惠王正在与几个近臣议事，看那场面、气氛及各自的神态，并非在商讨什么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不过在闲聊罢了。梁惠王见了孟子，上身微欠，算做以礼相待，既不问好，也不让座，像集市交易似的，张口便问：“孟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给我魏国送来了富国强兵之道，称雄天下之策，将助我谋利于天下吧?”说完环顾左右的臣僚，嘻嘻地笑着，很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伤，但却暴露了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并不计较，他理解梁惠王的处境，根据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势，梁惠王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是成就霸业，因而劈头提出“亦将有利吾国乎?”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孟子并非迂腐不懂现实，更不是学不会纵横捭阖的作风。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做法，和博取个人本身功名利禄的办法完全懂得，但他不肯那样做，因为他抱着古圣先贤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从济世救民的宗旨出发。他希望从这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正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国君，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那么，梁惠王是他选择的理想君主吗?不，他深知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和仁政主张，不过是对他抱着某些希望和幻想罢了，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因为如此，孟子循循善诱地说道：“安邦治国之道，仁义而已，大王何必张口言利谋霸呢?”

梁惠王虽然是第一次见孟子，但对孟子的政治主张和游说列国的情况却并不陌生，因而兴致不浓。然而孟子毕竟是个颇享盛名的学者、大儒，为了博得一个“尊贤”的美名，不得不故作热情，勉强倾听孟子讲那仁政的道理。孟子的眼光素来是入骨三分，梁惠王的这些矫揉造作之举哪里会瞒得了他。尽管如此，孟子也还是以诚相待，说道：“当今之世，上起诸侯国君，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苍蝇逐臭似的谋取一己之利，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日，‘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交相追逐私利，国必危若累卵。试看天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那些拥有百乘、千乘的大夫们不为不富，然而却尽干这些悖逆的勾当，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先利而后义。先利而后义，必成窃国之大盗，因其欲壑难填也!为人子者，不仁必遗其父母；为人臣者，不义必慢其君上，大王如此重利轻义，岂不是自趋其祸吗?”

孟子在告诉梁惠王，纵使欲富国强兵，也还是在图小利，只有着手于仁义，才是真正的大喜大利，只是人们都急功近利，而不顾长远的巨利。

从孟子跟梁惠王这番谈话看，孟子并非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讲义，不言利。本来嘛，孟子读书多，阅历广，洞察社会深刻，他怎么会闭眼不看现实和历史，而迂腐地否定利的价值呢?他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的文化体系，无不言利。人类的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可是有哪一种能离开利呢?如不求利，又何必去学，去做呢?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识字，不外乎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者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也还是在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是广义的、长远的利，不是狭隘的金钱财富之利，也不是权力之利。然而孟子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混乱、争执、罪恶和痛苦，其实都是源于人类毫无止境的好利之心，人们纠结于利益的漩涡之中。惟有把好利之心转化掉，恢复人类本性中原有的仁义之心，使人们再度有了澄澈清明的心灵，这个世界才能恢复和谐的秩序。在孟子的思想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生存权力的保障，是安居乐业的追求，是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义利之辨。

孟子第二次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王室的大园林中游览散心。这园林叫御花园，方圆数十里，四周是矗立的围墙，园内仙山佳景诱人，琼阁错落有致；宫殿依山而筑，回廊傍水而建；歌榭之中银喉莺啭，舞台之上仙姿翩翩；河网纵横，流水叮冬，如歌似诗，湖泊一碧万顷，游艇点点，似蓝天上的朵朵白云；珍禽绕林嬉戏，异兽草地追逐，奇花四处点染，异卉八方卖俏……门禁森然，百姓们只能远望，而不得近前，即使是臣僚百官也未必能随便出入。梁惠王站在一个大沼池的岸边仰望那树梢上栖息飞翔的鸿鸟、野雁，俯视草地上安详吃草的小鹿。别离嫔妃娥嫱，步出深宫，接触到大自然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心中感到格外舒畅和快乐，他一边观赏园中美景，一边问孟子：“请问孟老夫子，仁人君子，贤人先生们，是否也喜欢观赏这园林风光，是否亦喜欢这些珍禽异兽呢?”

这种问话，这种语气，这种神态，包含了令人难堪的意思，孟子是怎样透灵的人，自然不会辨不出来，但他有自己的抱负和涵养，仍然持着郑重的态度回答对方提出来的问题。他态度很严肃，用单刀直入教训的口吻告诉梁惠王说：“仁人君子与贤者，待天下之民共享安乐之后，方去享此园林之乐；不贤之君，纵然有天下最美之园林，亦不会真享其乐，且难以长久。

“《诗经·大雅·灵台》篇说，文王欲筑灵台，尚处于计划、设计、布置阶段，百姓闻讯，不约而同地纷纷前往，群策群力，迅速提前完工。文王来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文王虽用民力筑高台，建深池，百姓却乐而从之，称那高台谓‘灵台’，称那深池谓‘灵沼’，为其有多种禽兽鱼鳖而高兴。原因何在?文王能与民偕乐，故能真享此乐也。”

接着孟子又引用《书经》的记载，讲述了一则与文王建灵台完全相反的故事，当暴君夏桀在位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之于天下，犹若太阳，太阳何时消灭，我才何时死亡。”

自夸其政权像太阳一样永恒，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恨透了他，说道：“你这如同烈日般的暴君啊，何时才能坠于西山呢?你赶快没落吧，‘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也不愿再忍受暴政的残害!”最后孟子强调说：“为人君者，使百姓怨恨到愿与其一同灭亡的地步，纵然拥有美好之台池、鸟兽，又何能安享其乐呢?”

很清楚，孟子一步步地想把梁惠王引导到“与民同乐”的思想里。假若孟子一心只想做大官，讨好国君，那么他会讲这些令国君听来不痛快的话吗?孟子明知这些话不能讨人欢心，但他想到百姓在战争和饥荒下的煎熬呻吟，就感到义不容辞，有责任站起来替百姓讲话。这就是道德勇气，这就是仁心的具体表现。

这次谈话与上次相比，梁惠王的口气略有好转，不似先前那样生硬疏远。

由于孟子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一直讲王道政治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梁惠王，他已经渐渐地听得进孟子的话了，请看下边这段谈话的语气，已经比前两次融洽一些，好像谈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