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说服者,他们常常事先要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并善于利用这点已知情况,做为“根据地”、“立足点”。然后,在与对方接触中,首先求同,随着共同的东西的增多,双方也就越熟悉,越能感受到心理上的亲近,从而消除疑虑和戒心,使对方更容易相信和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
下属在提出建议之前,先请教一下自己的领导,就是要寻找谈话的共同点,建立彼此相容的心理基础。如果你提的是补充性建议,那就要首先从明确肯定领导的大框架开始,提出你的修正意见,作一些枝节性或局部性的改动和补充,以使领导的方案或观点更为完善,更有说服力,更能有效地执行。
如果你提出的是反对性意见呢?有人会说,这到哪里去找共同点呢?其实不然,共同点是不仅仅局限于方案的内容本身的,还在于培养共同的心理感受,使对方愿意接受你。而且,可以说,越是你准备提出反对,你就越可能招致敌意,因而越需要寻找共同点来减轻这种敌意,获得对方的心理认同。此时,虽然你可能不赞成你的上司的观点,但你一定要表示尊重,表明你对它的理性的思考。你应设身处地地从领导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并以充分的事实材料和精当的理论分析作依据,在请教中谈出自己的看法,在聆听中对其加以剖析。只要你有理有据,领导一定会心悦诚服地放弃自己的立场,仔细倾听你的建议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是很容易被说服,采纳你的意见和建议的。
请教会增强领导对下属的信任感。当你用诚恳的态度来进行彼此的沟通时,领导会逐渐排除你在有意挑“刺”儿你对领导不尊重等这些猜测,逐渐了解你的动机,开始恢复对你的信任。
社会心理学家们认为,信任是人际沟通的“过滤器”。只有对方信任你,才会理解你良好的动机,否则,如果对方不信任你,即使你提出建议的动机是良好的,也会经过“不信任”的“过滤”作用而变成其他的东西。这种东西往往是被扭曲了的,并带有怀疑主义的色彩,这使得他不可能很理智地去分析你的意见和建议,你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与你的“不良”动机联系在一起。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又是毛泽东的挚友世交和同乡。一次,为了湖北省鄂城县委门口的一条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和毛泽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他的开场白却是由请教而发的。
李达问毛泽东:“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紧紧追问道:“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有限,你说这句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则反问道:“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是一场灾难。”
接着,李达又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难,你承认不承认?”
当时,正是反右刚过,又处在“大跃进”的热潮时期,大多数人都是头脑发烧,只唱赞歌,而李达却能敢于唱反弹,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其进言艺术也是颇值得研究的。
后来,毛泽东主动承认了自己的不对,他说:“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涮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涮唯心精神。”他还表扬李达说:“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你是理论界的鲁迅。”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许多的奥妙。
李达首先是以请教之名开场的,其意图就是在于要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并使他亲口说出来。一旦毛泽东不肯中计,他便直接点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忘不了首先肯定毛泽东观点中的合理性,但又同时指出其应用条件,予以批驳。最后是直言劝诫,指出后果,晓以利害。毛泽东不愧为英明的领袖,认识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达之所以敢于怒气冲冲,直言不讳,还在于他和毛泽东的长期友谊,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的。如果你还未与领导相处到这种程度,切切不可采用这种激烈的、易产生对立情绪的进谏方式。
第三,迂回地表达反对性意见。
直接表达反对性意见,会激起领导的不良情绪反应,挫伤领导的自尊和脸面,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而间接性的手段则会为领导接受你的意见提供一个平和的环境。
春秋时期,齐景公**无度,喜欢玩鸟打猎,并派专人烛邹来专管看鸟。一天,鸟全都飞跑了,齐景公大怒,要下令斩杀烛邹。这时,大臣晏子闻讯赶到,他看到齐景公正处在气头上,怒不可遏,便请求齐景公允许他在众人之前尽数烛邹的罪状,好让他死个明白,以服众人之心。齐景公答应了。于是,晏子便对着烛邹怒目而视,大声地斥道:
“烛邹,你为君王管鸟,却把鸟丢了,这是你第一大罪状;你使君王为了几只鸟儿而杀人,这是你第二大罪状;你使诸侯听了这件事,责备大王重鸟轻人,这是第三条罪状。以此三罪,你是死有余辜。”
说罢,晏子请求景公把烛邹杀掉。此时,景公早已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转怒为愧,挥手说:“不杀!不杀!我已明白你的指教了!”
这个故事就是下级迂回地批评领导,表达反对性意见,并被领导心悦诚服地接受的很好的一个例证。很明显,晏子是反对景公重鸟轻人的,但他看到景公正处于气头上,直谏反而不妙,于是就采取了以退为进、以迂为直的方法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使齐景公得以领悟其中的利害关系和是非曲直,达到了既救烛邹之命,又得以说服景公的目的。而且,晏子也避免了直接触犯景公,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系列的观点和看法,它支撑着我们的自信,是我们思考的结果。无论是谁,遭到别人的直言不讳的反对,特别是当受到激烈言辞的迎头痛击时,都会产生敌意,导致不快、反感、厌恶乃至愤怒和仇恨。这时,我们会感到,气窜两肋,肝火上升,血管贲张,心跳加快,全身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时刻准备做出反击。其实,这种生理反应正是心理反应的外化,是人类最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的反映。
自然,对于许多领导来说,由于历事颇多,久经世故,是能够临危而不乱,沉得住气的,不会立即做出过激的反应。而且,许多领导还是有一定心胸的,不会偏狭地受情绪左右,意气用事。但是,其心中的不快却是不能自控的,而且由于领导处于指挥全局的岗位上,又加入了权力的因素,领导是很难避免出现愤怒情绪的。下属的直言不讳,往往会使领导觉得脸上无光,威名扫地,而领导的身份又决定了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过于直接的批评方式,会使领导自尊心受损,大跌脸面。因为这种方式使得问题与问题、人与人面对面地站到了一起,除了正视彼此以外,已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而且,这种方式是最容易形成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和对立情绪的。你的反对性意见犹如兵临城下,直指上级的观点或方案,怎么会使领导不感到难堪呢?特别是在众人面前,领导面对这种已形成挑战之势的意见,已是别无选择,他只有痛击你,把你打败,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威,而问题的合理性与否,早就被抛至九霄云外了,谁还有暇去追究、探索其中的道理呢?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通过间接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而更容易被人接受,这大概就是古人以迂为直的奥妙所在吧!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间接的方法很容易使你摆脱其中的各种利害关系,淡化矛盾或转移焦点,从而减少领导对你的敌意。在心绪正常的情况下,理智占了上风,他自然会认真地考虑你的意见,不致于先入为主地将你的意见一棒子打死。
卡内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就提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每人也都有自己的自尊心,有些问题可以不必采用直接批评的方法,相反,可采用间接的方法来指出问题,有时效果反而会更好。
其实,领导也是很普通的人,通过迂回的办法去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力求使领导改变主张,仍然是十分奏效的方法。你无须过多的言辞,无须撕破脸面,更无须牺牲自己,就可以说服领导,接受你的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总统罗斯福的私人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在1939年受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委托下,企图说服罗斯福重视原子弹研究,以便在纳粹德国前面制造原子弹。尽管有科学家们的信件和备忘录,但罗斯福反应冷淡,他说:“这些都很有趣,不过政府若在现阶段干预此事,看来为时过早。”但他为表示歉意,决定邀请萨克斯于第二天共进早餐。
早餐开始前,罗斯福就提出,今天不许再谈爱因斯坦的信。但萨克斯含笑望着总统,说:“我想谈一点历史。英法战争期间,在欧洲大陆上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海上却屡战屡败。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发明家富尔顿来到了这位法国皇帝面前,建议把法国战舰上的桅杆砍掉,撤去风帆,装上蒸汽机,把木板换成钢板。但是,拿破仑却想,船若没有帆就不能航行,木板换成钢板船就会沉没。他嘲笑富尔顿:‘军舰不用帆?靠你发明的蒸汽机?哈哈,这简直是想人非非,不可思议!’结果富尔顿被轰了出去。历史学家们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认为,如果当初拿破仑采纳富尔顿的建议,19世纪的历史就得重写。”萨克斯说完后,目光深沉地注视着总统。
第四,提建议可引用领导自己的话为根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可以更好地讲明道理,说服领导。无论是归其谬误,还是指点迷津,下属应牢牢掌握住领导的言行作为依据,同时还要注意分寸和场合,注意说话的简洁。
我们都知道“自相矛盾”的故事。事实上,其中包含着十分朴素又非常深刻的处世道理和劝谏之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要抓住对方的逻辑矛盾和论证破绽,巧妙地加以引申和铺陈,使其观点中的某些谬误和蒙弊之识的荒唐性和片面性得到再现,从而使对方能够反观自身,得以自悟。
劝谏领导,此法实不失为明智而有效的策略。其中√它能够更好地说理自不待言,关键之处还在于,它是处处以领导之言、领导之行为依据的,能够首先取得领导心理上的认同,引发其深思,而不致于使领导对你首先产生敌意。
古往今来,有无数的例子证明了这种劝谏方法的有效性,身为下属不可不引以为鉴。下面的技巧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一)以言为据归其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