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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第9章

不过，罗沃德的贫困，或者不如说是艰辛，已经大有好转。春天即将来了，实际上已经到来，严寒的冬季已过去了。积雪已融化，凛冽的寒风不再那般狂暴，在四月和风的吹拂下，我那双曾被一月的寒气剥去了一层皮，红肿得一瘸一拐的可怜的脚，已开始消肿和痊愈。夜晚和清晨不再出现加拿大式的低气温，几乎把我们血管里的血冻住。现在我们已习惯了花园中度过的游戏的时刻。有时逢上天气好，天气甚至变得和煦恰人。枯黄的苗圃长出了一片新绿，一天比一天鲜嫩，使人好像觉得希望之神曾光临过这里，每天清晨留下她流涟的足迹。花朵从树叶丛中探出头来，有雪莲花呀、藏红花呀、紫色的报春花和金眼三色紫罗兰。每逢星期四下午（半假日），我们都开心地去散步，看到许多非常可爱的花朵，盛开在路边的篱笆下花圃里。

我现在活动的地方遮掩在山林之中，清澈的小溪在它旁边流过，这不是把它描绘成一个令人向往的住处吗?的确，舒适倒是够舒适的，是否益于健康，却是匪夷所想的了。

罗沃德所在的林间山谷，是大雾的产床，是雾气诱发的病疫的生长地。病疫随着春天匆匆的脚步，快速潜入孤儿院，把斑疹伤寒传进了它拥挤的教室和寝室，五月未到，学校成了医院了。

学生们素来半饥半饱，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因此大多容易受到传染。85个女生中45人一下子病倒了。班级停课，纪律松懈。少数没有得病的，几乎是无人牧养的羊群，因为医生认为他们必须经常参加活动，保持身体健康。就是不这样，也无人顾得上去看管她们了。坦普尔小姐的全部精力已被病人所吸引，她一步不离病房，除了夜间抓紧几小时休息外，始终不离病人，教师们全力以赴，为那些幸而有亲戚朋友，能够并愿意把她们从传染地带走的人，打铺盖和作好动身前的必要准备。很多已经染病的回家去等死，有的已死在学校里，悄悄地草率埋掉算数，这种病的特性决定了容不得半点拖延。

不过我与其余的人仍然与疾病无缘，充分享受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妙动人之处。他们让我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从早到晚在林中悠闲地活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里就上哪里。我们的饮食标准也有所改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现在已不靠近罗沃德，家常事也无人问津，脾气急躁的管家已逃之天天，恐怕受到传染。她的后任是洛顿诊所的护士长，并未习惯于新地方的规矩，因此显得比较大方。此外，吃饭的人少了，病人又吃得不多，所以我们早饭碗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新管家往往没有时间准备正餐，干脆就给我们一个大冷饼，或者一厚片面包和乳酪，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起带到树林里，各人找个合适的地方，来享受一顿盛宴。

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这块儿石头立在小溪正中，洁净又干燥，要淌过河才能到那里，我往往赤了脚来完成这一壮举。这块石头正好够舒舒服服地坐上两个人，我和另一位要好的姑娘。她是我当时选中的伙伴，名叫玛丽·安·威尔逊，这个人聪明伶俐，目光敏锐。我喜欢同她在一块，可能是因为她机灵而有头脑，再有是因为她的神态使人感到无拘无束。她比我大几岁，更了解世情，能告诉我很多我乐意听的事情，满足我的好奇心。对我的缺陷她也能宽容忍耐，从不对我所说的加以干涉。她擅长叙述，我善于分析；她喜欢讲，我喜欢问，我们两个处得很融洽，即使得不到很大长进，也能增添了乐趣。

那么，海伦·彭斯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没有同她一起度过这些自由自在的难忘的日子?是我把她忘了，还是我本人不好，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安·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回答一些我从未听过的辛辣活泼的闲聊。而海伦呢，要是我没有说错，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更高级的东西。

确实如此，读者，我知道，并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我是一个缺点很多的人，毛病又多，长处很少，但我决不会讨厌海伦，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友情。这种友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温柔，令人珍重。不论怎样说，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带来丝毫伤害。可是海伦现在不幸地病倒了。她从我面前消失，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因为她患的是肺病，不是斑疹伤寒。在我幼稚无知的心里，认为肺病比较缓慢，需长时间治疗并悉心照料，肯定是可以痊愈的。

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由坦普尔小姐陪着步入花园。但在这种场合，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而且又不清楚，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远远地静静地坐在回廊上。

六月初的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与玛丽·安在林子里玩得很晚。像往常一样，我们又与别人走开了，闲逛到了很远的地方，最后使我们迷了路，没办法，只得去一间孤零零的茅舍去问路。那里住着一男一女，养了一群以林间山毛榉为食的半野的猪。回校时，已经是月上中天了。一匹我们知道是外科医生骑的小马，拴在花园门口。玛丽·安说她猜想一定是有人病得严重，因此才在晚间这个时候请贝茨先生来。她先进了屋，我在外面呆了一小会儿，把才从森林里挖来的一把树根栽在花园里，怕留到第二天早晨会枯死。栽好以后，我又多呆了一会儿，沾上露水植物的香异扑鼻。这是一个温馨的夜晚，宁静而又温煦。西边的天空依旧一片红光，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好天气。月亮从黯淡的东方慢慢地升起。我注意着这一切，尽一个孩子的所能欣赏着。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这会儿她孤独地躺在病**，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悲哀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把人从这里唤走，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神秘的地方去，会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

随后我的脑袋第一次仔细来理解已被灌输进去的天堂和地狱的内涵，而且也第一次退缩了，迷惑不解了，也是第一次前后左右茫然地扫视着。它在自己的四周看到了无底的深渊，感到除了现在这一立足点之外，其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和空虚的深渊。想到自己摇摇坠坠要落入一片混乱之中，便不禁恐惧起来。我正细细咀嚼着这个新想法，却听得前门开了，贝茨先生走了出来，由一个护士陪同着。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正要关门，我飞快地冲到她跟前。

“海伦·彭斯怎么样了?”

“不太好，”她回答说。

“贝茨先生是去看她的吗?”

“是的。”

“对她的病，他怎么说的呀?”

“他说她不能在这住长久了。”

这句话要是昨天让我听到，它所表达的意思只能是，她将要搬到诺森伯兰她自己家去了，我不会去怀疑这其中包含着“她要死了”的含义，但此刻我立即明白了。在我理解起来，这句话太明白不过了，海伦在世的日子已不多了，她将被带往恐怖而神秘的世界，要是这样的世界确实存在的话。我感到一阵恐怖，一种令人难以抑制的悲哀，随后是一种期望，一种特别想见她的渴求。我问她现在躺在哪一个房间。

“她在坦普尔小姐的屋里。”护士说。

“我可以上去同她说话吗?”

“啊，孩子!那绝对不行。现在你也该进来了，要是降了露水还长时间呆在外面，你也会得热病的。”

护士关了前门，我偷偷地从通往教室的边门溜了进去。我恰好准时，时钟刚敲了九点，米勒小姐正吩咐学生上床睡觉。

也许过了两小时，可能是将近11点了，我难以入睡，而且从宿舍里一片沉寂推断，我的同伴们都已睡熟了。所以我便悄悄地爬起来，在睡衣外面穿了件外衣，赤着脚从屋里溜了出来，去寻找坦普尔小姐的房间。它远靠房子的另外一头，不过我知道怎样走。夏夜的皎洁月光，平静地洒进过道的窗户，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的房间。一股樟脑味和难闻的烧焦的醋味，提醒我已走近了热病房。我快步走过门前，恐怕通宵值班的护士会看到我。我担心被人发现会被赶回房去。我必须看到海伦——在她死去之前必须拥抱她一下——我必须最后亲吻她一下，同她说最后一句话。

我下了楼梯，走过了楼底下的一段路，终于静静地开了和关了两道门，到了另一排楼梯，顺极而上，正对面便是坦普尔小姐的房间，一线灯光从锁孔里和门底下透出来，四周静寂无声。我走近一看，只见门虚掩着，也许是要让闷人的病室进去一点新鲜空气。我从来讨厌犹犹豫豫，而且当时焦急不安，十分冲动——我全身心都因极度痛苦而震颤起来，我毫不犹豫地推开门，探进头去，目光搜寻着海伦，担心遇见死亡。

紧靠坦普尔小姐的床铺，被白色的帷帐遮去了一半的是一只小床。我看到了被子底下身子的轮廓，但脸部被帷幔遮住了。那位在花园里同我讲过话的护士在一把安乐椅上坐着睡着了。一支灯芯未剪的蜡烛幽幽地在蜡台上燃着。没有看到坦普尔小姐。我后来知道，她已被安排到热病病室，照顾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我往前走去，随后在小床旁边停了下来，我的手伸向帷幔，但我宁愿在拉动之前开口说一下，我仍然畏缩不前，唯恐看到一具尸体。

“海伦!”我轻声叫道，“你醒着吗?”

她动弹了一下，慢慢拉开帷幔，我看到了她的脸，苍白、憔悴，却十分镇静，她看上去没有什么大变化，所以我的恐惧心一下子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