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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己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与应用（第1页）

薛己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与应用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江苏苏州）人，约生活于公元1486—1558年，是明代著名医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口齿类要》、《女科撮要》、《保婴粹要》、《正体类要》、《过秦新录》、《本草约言》等；其评注医书有《保婴撮要》、《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小儿痘疹方论》、《平治荟萃》、《原机启微》《妇人大全良方》等；后人将他的著作与评注之书汇编成《薛氏医案》，刊行于世。

薛已所处的时代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科学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理学盛行，医学界特别注重经典著作研究，因而影响到他重视研究《黄帝内经》的理论，“以岐黄世业，旁通诸家，微词颐旨，靡不究竟”（《疠疡机要·序》），结合临床实践，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他极力反对恣用寒凉之剂克伐生气的流弊，在研究《黄帝内经》的脏腑辩证基础上，强调脾胃与肾命的重要性，力倡温补脾肾的治疗法则，从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治则学说，成为温补学派的先驱；并且在研究《黄帝内经》杂症的论治中，突出这些学术观点。

1．对“治病求本”的发挥

薛氏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病必求于本”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提出临症治病时重视以治本为主的原则。《疠疡机要·序》认为：薛己治病“不问大小，必以治本为第一要义”。

薛氏重视“治病求本”，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指临床辩证必须抓住疾病的本质，也就是要抓住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和病机而治疗。他在评注《明医杂著·续医论》时指出：“凡医生治病，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所以他对外感、内伤之症，均以掌握疾病的本源而为治疗大法。如对腹痛的治疗，前人有“痛无补法”之说，而他认为不能胶柱鼓瑟，死守这一治则，应以发生腹痛的主要病机的根本所在治之。如腹痛见有面色黄青，左关脉弦长，右关脉弦紧的症状，此系土衰木旺之证，故用益气汤加半夏、木香来扶土抑木，则腹痛可愈。又如治疗伤科疾病，出现肿痛不消、肌肉坏死、新肉不生、损伤后淤血作痛及出血等损伤症状时，他认为其病本因于元气不足、脾胃气虚所致，主张用补气调补脾胃之法治疗，用八珍汤加白芷，或用十全大补汤补之，以图正气恢复，肿消肉生，损伤痊愈的目的。二是言调治脾肾为治本的关键。他在《明医杂著·医论》中说：“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于四时五脏之根也。”这就是说从五脏而论，虽然各脏功能失调均能导致疾病的发生，然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之根蒂，人身之本源，所以，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故薛氏辨证论治强调“以胃气为本”。又因肾阴、肾阳为脏腑阴阳之根本，五脏之病久则及肾，使肾命受损，故肾命亦为治疗疾病的根本之脏。《折肱漫录》赞赏薛己这一观点时说：“治病必以脾胃为本，东垣、立斋之书，养生家当奉为蓍蔡也。如治脾无效，则求之于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高度评价说：“薛己治病在于务求本源”。

薛己“治病求本”的观点，关键在于滋其化源，而化源是指脾胃为人体生化之源。故黄履素在《折肱漫录·医药篇一》解释说：“化源者何?盖补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因为脾胃为人体后天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元气充足，诸脏得以滋养，生气才能盎然勃发，因而薛氏强调脾胃为其他四脏之化源，滋其化源，实为补脾土之本。尤其是治疗虚损之症，皆可用滋其化源之法。他在注《明医杂著·续医论》时指出：“症属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虚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难耳，法当滋补化源。”如他治疗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病症时，认为应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咳喘可愈。

不仅如此，薛氏在补脾胃的基础上将滋其化源扩充到肾与命门，以先天而促进后天之生化，用六味丸、八味丸作为滋其肾命化源之主方。同时，薛氏以虚则补其母的治法，从调治五脏的相互关系入手，达到滋其化源的目的。他在注《明医杂著·医论》中指出：“五脏子母虚实，鬼邪微正，若不达其旨意，不易得而入焉。”如治疗肝虚之疾病，用六味丸滋补肾水之母，以生肝木之子；治肺气虚弱之患，以健脾补土为补其母，滋其化源，如仍效不显著，再补脾土之母，补肾命之火，以达火旺生土、土旺生金的目的。

总之，薛氏将《黄帝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理论发挥，既抓住疾病的根本病因病机治疗，又指出具体调治脏腑之本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2．对《黄帝内经》补虚法则的发挥

薛己对《黄帝内经》的治则学说研究深入，尤其是对补虚法则有很大的发挥。他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等治则理论指导下，结合《难经》治疗五脏虚损的方法，确立了他重视补法的治疗原则。他力避寒凉，用药偏温，强调温补脾肾并重，成为温补派的首创者。其对《黄帝内经》补法的发挥有以下三个方面：

（1）提倡朝夕补法

薛己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的“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的论点，认识到人体在一天之中，阳气消长进退与自然界昼夜晨昏阳气的变化相适应，不仅在生理上如此，而且在病理上也有这一变化规律，在治疗时亦应按照这一变化规律制定治疗方法，从而提出朝夕温补法。他在《疠疡机要·辩证治法》中提出：“若朝宽暮急，属阴虚；暮宽朝急，属阳虚。朝暮皆急，阴阳俱虚也。”鉴于这种对病理朝暮阴阳偏虚不同的认识，对于阴阳虚弱之症的治疗，分别采用朝夕用药配合疗法，以图阴阳互相资生，恢复平衡协调的目的。

具体治法施方，他在《疠疡机要·辩证治法》中指出：“阳虚者，朝用六君子汤，夕用加减肾气丸。阴虚者，朝用四物汤加参、术，夕用加减肾气丸。真阴虚者，朝用八味地黄丸，夕用补中益气汤”。如他治疗阴囊肿胀，日久溃破，疮口大开，难以愈合之症，认为此时为五脏气血俱虚，故以调补为主，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君子加当归，各服五十余剂，气血渐复，疮口渐愈，又用六味丸调补肾气而痊愈。

（2）治疗急症用急补法

薛己在治疗虚弱危急的病症时，强调应用急补法，以图扶助正气，挽救生命。其常用方剂以八味丸温补元阳之气，或用独参汤补气固脱；或用参附汤回阳救逆。详言之，八味丸用于命门火衰、虚寒内盛的危急病症。如症见发热夜重，热从足起，而口干舌燥，小便频数、淋漓作痛，恶寒发热等，此为无根之虚火症，急用八味丸引火归原，以固肾命之本。或因误用寒凉泻火之剂，复伤脾肾，出现胸腹虚痞、小便不利、脘腹臌胀、手足厥冷的三阴亏损之虚寒症，急用八味丸温补命门之火，回阳救逆。或因脾肾阳虚，下元不固，五更泄泻，反复发作，服四神丸不效者，急用八味丸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或因命门火衰，肾不纳气，喘促脉微，手足厥冷者，亦急用八味丸补肾纳气。

独参汤用治气血脱失之重症。如失血过多之症，勿论其脉症如何，急用独参汤益气固脱。或者疮疡病久，发汗汗出不止者，此气血皆大伤，亦以独参汤急救固气。参附汤用于阳虚气脱的虚寒危症。如疮疡一症，因过用寒凉之剂阳气大伤，或犯**损伤真阳，或因吐泻阳气虚脱，出现发热头痛、恶寒憎寒、扬手掷足、汗出如水、腰背反张、郑声不绝等虚阳外越之真寒假热症，急用参附汤回阳救脱。亦有疮疡之阳气脱陷的真寒急症，如见畏寒头痛、耳聩目蒙、玉茎短缩、冷汗时出，或厥冷身痛，或咬舌啮唇、舌根强硬等症，亦应急用参附汤急补之，使阳回寒祛，病人可救。可见薛氏的急补法虽然应用于各种病症，但总是以图温补脾肾和气血，挽救危重之病人。

（3）阴阳偏虚者用纯补法

薛氏虽然注重温补阳气，但是，临床出现阴虚和阳虚、血虚和气虚比较明显者，亦应区别论治，故提出纯补阴、阳、气、血的治法。如他治疗发热症，内伤发热昼夜俱重者，为重阳无阴，以阴虚为主，常以四物汤或六味丸纯补其阴；若系发热面赤，脉大虚弱，此为阴血虚弱所致，用当归补血汤纯补其血。又如治疗疮疡，见有疮疡微肿痛，或色黯不痛，脉洪大按之微细软弱者，此为纯阴无阳证，以阳虚为主，服回阳汤（干姜、附子、人参、白术、黄芪、当归、陈皮、甘草、柴胡、升麻）以纯补其阳气。若见疮疡脓多而清，或淤肉不腐，溃而不敛，脉大无力或涩微者，为气血两虚，则用八珍汤双补气血。

（4）强调温补脾肾法

薛氏根据《素问·上古天真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脏之”的论点，认识到肾之藏精，与五脏的关系密切，尤以脾之化生水谷之精与肾之藏精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生理上脾主运化，化生精微，须借助肾阳的温煦；而肾中精气亦有赖于脾之化生水谷精微的培植和充养，才能不断充盈和成熟，因此，脾与肾是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的。在病理上二者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即脾土久虚可损及肾阳，导致肾虚；相反肾气虚损，不能温煦脾阳，亦能导致脾虚，从而出现脾肾之亏虚病症。尤其是内伤杂症或疮疡久病，必然久则伤正，损伤脾肾，故薛氏强调久病用温补脾肾法。

在具体施方用药中，对于脾肾两虚，而以脾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主治则；若系肾虚为主者，则当补益肾气。若系脾肾虚寒者，宜以四神丸温补脾肾。如系脾肾虚脱者，以六君子汤加姜桂温健脾阳，如不应，急补肾命，以生脾土，用八味丸补火生土。这是薛氏强调温补脾肾的同时，须分轻重缓急而区别应用，一般以补脾为主，但病情急而补脾不能取效时，急补肾命，其目的通过补肾以生土，以图脾肾健旺，使久病痊愈。薛氏在辨证论治中注重脾肾双补法的观点，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脾肾学说，而且为后世创立先天、后天之本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薛己对《黄帝内经》补虚治则学说的发挥，偏重于发展温补之理论，用方以古方为主，但赋予新的见解，为后世温补的理论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对《黄帝内经》内伤杂症的研究

薛己在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理论的同时，注重从临床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他虽然以善治外科病著称，但从其医案记载，其所治病症以内伤杂症为多。故他在治疗内伤杂症时对《黄帝内经》的虚症理论多有发挥，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首先，薛氏认为杂症以虚症为多见。《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在《黄帝内经》对虚症实症定义的基础上，他通过毕生的临床研究，认为“大凡杂病属内因，乃形气、病气俱不足，当补不当泻”（《明医杂著·医论》），强调内伤杂症以虚症为主要症候。而究其虚症的病机，以阴虚为主。此处所言阴虚，他指出不是津液、精血之虚，而是概括足三阴肝、脾、肾三脏之虚。他在《妇人良方·精血篇》中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在《内科摘要·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症》中亦说：“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胃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胃土则金旺水生，水得平而自相生矣”。他在《明医杂著·劳瘵》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大抵此症属足三阴亏损”。可见虚损之症，以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三脏亏虚为主要病机。由于脾为至阴之脏，气血生化之源，生命之根本，因而三者之间尤以脾土虚损为关键。治疗内伤杂症时，调补脾、肾、肝的基础上尤重调补脾土。

其次，薛氏将内伤杂症从虚症论治。例如治疗内伤发热症，他从足三阴调治。对于阳虚发热多属脾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以升补阳气；阴虚发热多属肾阴虚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培补阴血；脾肺虚热者用补中益气汤送服六味丸。他在《明医杂注·医论》中指出：“总论二症（指阴虚和阳虚发热症），虽有阴阳气血之分，实则皆因脾胃阳气不足所致，其发热属形病俱虚，余故禁服黄柏、知母，恐复伤阳气耳。”说明他治疗内伤发热以调补脾肾为主，反对滥用寒凉损伤脾胃之阳气。对于血虚症，在分辨病因的基础上，主张以温补之法治疗。认为血虚之症，或气虚血弱症，或阳气脱陷症，或大失血症，均可用四君加归、芪，或用独参汤之甘温之剂，使阳旺则阴生，其病自愈。故他在《明医杂著·劳瘵》中指出：“肾经虚热，阴火内动而咯吐血，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怒动肝火而见血者，用加味逍遥散；肾涸肝火动而见血者，用六味丸。……以上诸症，皆属足三阴亏损，虚火内动所作，非外因所致，皆宜六味丸、补中益气汤，滋其化源，是治本也”。

可见他对血症的治疗，重在调补肝、脾、肾三脏。对于中风的论治，他强调肾精、肝血之亏损为其病本，他在《明医杂著·风症》中指出：“此风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病也”，因为病“在半体者，肝肾所居之地，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养，故筋骨偏废而不用也”。治疗亦以肝、肾、脾三脏用药为主，从而为中风的内风说奠定理论基础。对于痰症的论治，除以健脾化痰之法外，还认为肾经亏损，津液难降，败浊为痰，是真脏之病，治以六味丸以补肾水，从而使脾健肾壮，痰无由生，其病即愈。

同时，薛氏对内伤杂症的虚损者，在某些情况下可变生假象，必须分辨真假而论治。如对脾、胃虚弱之假症，出现气高而喘，身热而烦，或扬手掷足，口中痰甚者，应不为这些假象所惑，仍以补中益气汤治之。又如真寒假热症，既有四肢厥冷、大便清利、引衣蜷卧的真寒之症，又有躁扰狂越、欲入水中之假热之象，他从肚腹喜暖和口畏冷热与否加以鉴别，确定为病本真寒，仍以八味丸等方温阳救逆治之。

综上所述，薛氏对《黄帝内经》“虚则补之”治则学说的发挥，偏重于发展了温补理论，用方以古方为主，但赋予新的见解，为后世温补理论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内伤杂症的论治，他突出了以脾、肝、肾三脏之虚损为主要辨症要点，其病性以虚症为主，治以温补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