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说了这话,她就认识到,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这件事他可没有原谅她。
“是的,”他回答。“我感到很奇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去。”
“这都是实情。”
“当然,我没有怀疑。”
“不,你怀疑过!我看出来了。”
“怎么可能。我不满意的只是,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必须尽的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我们换个话题吧,”他说。
“为什么?”她说。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也许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为什么如此敏感?难道你不知道我离不开你吗?”
“那么,”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说:“那就是说你已经开始厌倦了……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们那样……”
“安娜,这太残酷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听不进去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们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在一块生活。”
“你要知道,我也一直如此盼望!要不是……”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
“你好像是在逼迫我。我再也没有比愿望永生在一起更大的愿望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可奈何和破釜沉舟般的恶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并且感到刻骨铭心。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十一月末,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告别了,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急切等待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和即将到来的离婚,他们已经开始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