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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要懂得自我保护（第1页）

聪明人要懂得自我保护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很多的不幸和磨难。

《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选择挺直的树木来砍伐；水井也是涌出甘甜井水者先干涸。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有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

隋代薛道衡，13岁时，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不高兴，说：“这只是文词漂亮”。拜司隶大夫。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道衡自负才气，不听驯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的冤枉。他不正是太锋芒毕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庄子》中提出“意怠”哲学。“意怠”是一种很会鼓动翅膀的鸟，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时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威胁。表面看来，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这种人才不会犯大错。这是现代高度竞争社会里，看似平庸，但是却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种方式。

南朝刘宋王僧虔，东晋王导的孙子。宋文帝时官为太子中庶子，武帝时为尚书令。年纪很轻的时候，僧虔就以善写隶书闻名。宋丈帝看到他写在白扇子上面的字，赞叹道：“不仅是字超过了王献之。风度气质也超过了他。”当时，宋孝武帝想一人以书名闻天下，僧虔便不敢露出自己的真迹。大明年间，常常把字写得很差，因此而平安无事。

所以有才华的人必须把保护自己也算作才华之列。一个不会自我保护的人即使有才华，却使才华过早的埋没，而不能为社会作更多的事。在洛阳有一位男子因与人结怨而处境困难。许多人出面当和事佬，但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最后只好请郭解出面，为他们排解纠纷，郭解晚上悄悄地造访对方，热心地进行劝服，对方逐渐让步了。如果是普通人，一定会为对方的转变而沾沾自喜，但郭解却不同。他对那位接受劝解的人说：“我听说你对前几次的调解都不肯接受，这次很荣幸能接受我的调解。不过，身为外地人的我，却压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排解了你们的纠纷，这实在是违背常理。因此。我希望你这次就当作我的调解失败，等到我回去，再有当地的有威望的人来、调解时才接受，怎么样？”这种做法实在是异于常人，细想起来真是一种使自己免遭众人嫉恨的明智之举。既保护了自己，又留下了为人称道的美名。谁能说郭解不是大智之人呢？比较起来，那些极力显示自己才能的人，不过是小聪明罢了。

唐代的顺宗在作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慨然天下为己任。太子有能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能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会常遭父皇的猜忌而被废黜。聪明的太子因此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曾对东宫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他的幕僚王叔文于是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灌耳，于是立刻闭嘴黜言。德宗晚年荒**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在名利问题上，最能体现“全生葆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以为相”。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赀累钜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果然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在形式上的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老子洪德》章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聪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平时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都不可锋芒毕露。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免功高盖主，才算是更大的才华，这种才华对国对家对人对己才有真正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