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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生日消失的熊猫笔与一场必须微笑的盛宴1991夏（第2页）

这些名字对甘悠来说，是什么？

爷爷奶奶住在闸北，一年见不了两次。通常只有过年，或者爷爷偶尔提着一只乡下带来的土鸡、一篮草鸡蛋过来“给悠悠补补”时，才能见到。见了，会摸摸她的头，手心粗糙，带着老茧，说“悠悠又长高了”，然后塞过来一个印着“恭喜发财”的银行赠品红包，薄薄的，里面装着五块钱——在1991年，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笔不小的巨款。年夜饭大多在爷爷奶奶家那间同样逼仄的老房子里吃，但往往匆匆吃完午饭，妈妈就会以“悠悠要早睡”、“不能太累”为由，带着她离开，从不留下吃晚饭。爷爷奶奶是定时出现、完成某种探望或馈赠仪式、又迅速消失的影子。

叔叔婶婶和三个堂兄弟，大叔与三叔都住的远，只有最小的小叔叔住在爷爷奶奶家。一大家子也就只在过年吃年夜饭时见得到。堂哥比她大，堂弟比她小，看她的眼神里总带着对“体弱多病的堂妹、堂姐”那种混合着好奇和轻微优越感的目光。“侬还在打针啊？”“汽水还要热一热再吃？真讲究。”问完，他们便凑到一边，讨论各种游戏机游戏卡带，她的世界和他们没有交集。

外公外婆是见得最多的，因为住得近。可那种“见”，也仅限于永嘉路那间拥挤的、总是弥漫着中药味和愁云的老屋里。外婆孙兰总是在操心——操心西敏，操心西召，易蕾在的时候更是把全部心思都扑在这个没父母在身边的外孙女身上，更操心这个家摇摇欲坠的“面子”。外公西林总是沉默地坐在褪色的藤椅里，戴着老花镜看《参考消息》，偶尔抬头看看她，眼神里有老人历经沧桑后的慈祥，但更多的是深深的疲惫。他们爱她吗？大概爱的。但那爱被太多的东西——西敏的胡闹、西召的升学、这个家永无止境的烦心事——稀释成了背景里一抹极淡的底色。

舅舅西春和舅妈尹雅，是“精明的亲戚”的模板。他们永远礼貌，永远得体，逢年过节会问她的学习，会夸她“懂事”。但每次夸奖，都让甘悠感到一种无声的、冰冷的比较——和西召比，和易蕾比，和一个永远存在于大人口中的、完美的“别人家孩子”比。他们的关心像用尺子量过的，精准地维持在“不失礼”的刻度上，多一分温暖都没有。

小姨西敏一家，则是混乱的代名词。韩杰永远在南方，或者广东，或者深圳等等，像一个只存在于汇款单和电话里的名字。西敏的情绪永远在过山车的巅峰或谷底，鲜艳的旗袍和憔悴的素颜交替出现。韩璐……那个表姐，像是西敏混乱人生的一个倒影，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用叛逆和尖刻当盔甲。和她们相处，像在雷区里走路，不知道哪句话就会引爆什么。

至于易蕾……那个从北京回来的表姐。

甘悠心里蜷缩了一下。易蕾是“别人家孩子”的终极形态。健康，美丽，成绩优异，举止得体，拥有所有人（包括妈妈）毫不掩饰的喜爱。她像一株生长在阳光充足沃土里的植物，舒展，明亮。而甘悠，是角落里那棵需要小心翼翼呵护、还总是病恹恹的幼苗。她不讨厌易蕾，甚至有些仰慕。但这种仰慕里掺杂了太多她自己都理不清的东西：羡慕，自卑，委屈，还有一丝难以启齿的、害怕被比较、被衬得更加黯淡的恐慌。

所以，这场宴会到底是什么？

西贝看着名单，心里明镜似的。它不只是一场生日宴。它是她向所有人宣告“看，我把女儿养得很好”的仪式；是她在支离破碎的生活里，强行撑起的一块“正常家庭”的招牌；是她用尽全身力气，为她这个总在生病、总在花钱、总在“拖累”家庭的女儿，挣来的一点可怜巴巴的“体面”。

而悠悠，她十岁的女儿，将是这场仪式里最核心、也必须最完美的道具。

这个认知让西贝感到一阵尖锐的心痛，但更多的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就算是为了演戏，她也要把这场戏唱完、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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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最大的问题。

西贝翻出藏在五斗橱最底层的活期存折，橘红色的封皮已经磨损。她走到弄堂口的邮政储蓄所，在“余额”那一栏看了很久。上面的数字，像这个夏天最后一点水分，干瘪得可怜。

她咬了咬牙。

先取出自己攒了很久、原本留着给悠悠应急的一小笔钱。又去找印刷车间的刘师傅，红着脸预支了两个月夜班补贴。刘师傅啥也没问，拍拍她肩膀：“西贝，有难处开口，车间里大家能帮衬点。”

还是不够。只能从当月生活费里克扣。米少买点，菜挑收摊时的剩货，肉……也许可以半个月不吃。

甘瑛嵘知道她要办生日宴，是在晚饭桌上。他听完，扒饭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嗯”了一声。隔天，他默默多给了西贝一百块钱——崭新的一张，叠得方方正正，是他那个月奖金的大部分。

西贝接过那带着他体温的钞票，心里没有任何涟漪。没有感动，没有期待，只有一种冰冷的、清晰的认知：这是他对女儿十岁生日的“经济贡献”，仅此而已，银货两讫。

他不会问场地定在哪里，不会操心要请哪些人，不会看一眼菜单，更不会在生日当天帮忙张罗、招呼。他就像个被临时通知必须出席某个活动的、关系疏远的亲戚，人到，礼到，便是完成任务。

西贝把那张一百块，和其他皱巴巴的毛票、分票整理在一起，用橡皮筋扎好，放进一个旧信封里。那信封突然变得很重，压得她心口发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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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宴定在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交大宾馆。

前一天，西贝调了休，带甘悠去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她用厂里发的布料券和攒了半年的布票，扯了一块鹅黄色带白色小圆点的“的确良”。料子不算顶好，但摸上去光滑，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妈妈，真的要给我做新裙子？”甘悠仰着脸，眼睛亮得惊人。

“十岁是大生日，当然要穿新裙子。”西贝笑着，心里那点酸涩被她用力压下去。她想起排版科的王师傅，早年学过裁缝。她带着料子和两包“大前门”香烟找上门。王师傅推辞不过，收了烟，拿出看家本领，用车间里做桌布剩下的上好白棉布做衬，又用做沙发套的边角料镶领子和袖口。一条娃娃领、带尼龙花边的连衣裙，在她粗糙却灵巧的手中渐渐成型。

裙子做好那天，甘悠在王家逼仄的亭子间里试穿。她小心翼翼地套上裙子，转过身，对着门后一块巴掌大的镜子，轻轻转了一圈。

鹅黄色的裙摆扬起来，像一朵骤然开放的、小小的太阳花。

“妈妈……”她声音很轻，带着不敢置信的颤抖，“好看吗？”

“好看。”西贝蹲下身，给她理了理领子，指尖碰到女儿细瘦的锁骨，声音有些哽，“我们悠悠十岁了，是大姑娘了，当然好看。”

甘悠的手指珍惜地摸着光滑的裙摆，摸了又摸，仿佛怕一松手，这梦一样的裙子就会消失。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西贝，很认真、很轻地说：“妈妈，谢谢你。裙子我很喜欢，真的。”

就是这句话，让西贝猛地背过身去，假装整理装着旧衣服的布袋子。她不能哭。今天是高兴的日子。

回到家，那点强撑的欢欣还没散去，西贝又像是变魔术般，从五斗橱抽屉里拿出两个小小的、印着米老鼠和唐老鸭图案的纸盒子。盒子很普通，是街边小店卖的那种。她当着甘悠的面，小心地打开。

里面是两枝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卡通笔。塑料笔杆，颜色鲜艳，笔帽顶端坐着一个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咧着嘴笑嘻嘻的熊猫头。

“一枝给你，”西贝把其中一枝拿出来，递给眼巴巴望着的甘悠，脸上带着笑，“一枝给易蕾姐姐。你们小姐妹，一人一个。挂在脖子上，不容易丢。”